今年，天津有四位文化名人誕辰一百週年，駱玉笙、馬三立、樑斌和魯藜。

我提筆真是難用什麼語言來描述四位文化名人，就好比四座大山在聳立，我們就是在仰望。我喜歡駱派，在她老人家在世時，我就說是她的迷，等於現在的“粉絲”。但我想要聽聽駱玉笙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唱的《醜末寅初》，那纔是駱派的精髓。速度和節奏都比她後期要快，而且聲音很是清亮，處理得也很緊湊。有的朋友認爲，前期駱玉笙有劉派的痕跡，後期駱玉笙歷經滄桑，清亮中加入了深沉委婉，這時才形成駱派風格。我不太同意，駱玉笙到了晚年必須這麼唱，因爲氣力和年歲的關係，論真正成熟還是她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雖然有某些劉派的痕跡，但十分動聽悅耳，富有成熟的藝術魅力。我憂慮現在沒人研究駱派，或者說駱派正處在都喜歡唱，但卻沒人琢磨的時期。

想起馬三立，覺得那是一個可愛可親的老人。馬三立開創了平民相聲的口語化和生活化，最重要的是沒有上韻的口白，節奏不連貫，好像總是在想，可聽起來卻顯得那麼自如大氣，現如今這樣的表演可說鳳毛麟角。我們的輿論有個誤解，就是現在年輕人說相聲比過去的好，其實不然，比馬三立、比侯寶林、比張壽臣、比劉寶瑞，都是無法比的，特別是相聲文化的底蘊，以及火候和基本功，實在說，差距越來越大。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在羣衆藝術館就開始和同仁們舉辦羣衆文學評獎。到了2007年就開始了全國羣衆文學評獎，後來冠名“東麗杯”。那時，我們就把天津的文學大師孫犁、樑斌、魯藜的旗幟打出來，安排了樑斌小說獎、孫犁散文獎、魯藜詩歌獎，這三面大旗在全國亮起，產生了全國的羣衆文學效應，也讓業餘作者有了自己的評獎，天津有了自己的文化品牌。去年是孫犁誕辰百年，今年是樑斌和魯藜誕辰百年，三位文學大師相繼的誕辰百年給天津、給全國又一次帶來影響。

我在“文革”時期被父母安排回到老家河北省安平縣南牛具村，我偷偷跑到附近中學圖書館看書，看得最有滋味的就是樑斌的《紅旗譜》。這部長篇鉅著發生的地方就是在我們老家的滹沱河岸邊。我常常是讀了一部分就跑到滹沱河裏游泳，吮着那濃濃的滹沱河水，腦袋裏浮現出的就是朱老忠的人物形象。樑斌在世時，我有幸和大師接觸，聽他的文學之道，覺得他就是朱老忠，他就是冀中農民的英雄形象。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文學浩海中，樑斌的《紅旗譜》是一部反映農民的鉅著，無人超越。衆人知道魯藜在他40歲、應當是一個男人的鼎盛時期，被批判爲胡風集團中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說來魯藜倒是一直在胡風辦的刊物上發表作品，詩集《醒來的時候》和《星的歌》也是胡風給他出的。雖說兩個人神交十多年卻從未見面。魯藜受盡政治磨難從來沒有倒下，他寫了《泥土》，自己也成了泥土。想來，如果世界如詩，那麼魯藜生命如花。

今年也是相聲名家趙佩茹誕辰一百年，2014年記載着天津這麼多藝術大師。（李治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