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 思想行教化、重禮樂

董仲舒對統治者強調人事的重要，認為“事在強勉”，“治亂興廢在於己”，只要盡力“行道”，那就會“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統治地位就可以鞏固。在董仲舒看來，君主的重要職責是實施教化。他認為仁、義、禮、樂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聖王所以能夠長治久安，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職責就在於“承天意以從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為大務”。由此得知，董仲舒認識到教育作為統治手段的重要作用。

在把教育工作放在政治的第一位的思想指導下，董仲舒要求漢武帝不但要“求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養士”。他說：“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三法以太學為最重要，所以他又說：“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他要求漢武帝“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他又認為當時的吏治不賢明，其原因在於選舉不當。他對當時納資授官和積日累久的昇官辦法提出了批評，建議“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通過試用，便當“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他認為只要這樣盡心求賢，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只要遍得天下的賢人，就那怕象三王那樣的興盛也容易做到，象堯舜那樣的名聲也可以趕得上。

興太學、重選舉

董仲舒認為，這兩種具體措施必須統一在一種指導思想下，纔能發揮為當時政治服務的作用。他指出當時思想的不統一，會妨礙政治的統一。他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便是“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他認為這樣一來，就會“邪闢之道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董仲舒為中國封建社會找到了“儒術”作為最合適的上層建築，以儒家思想代替漢初的道家思想作為整個政治的指導思想，並且為漢代及其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制定了“獨尊儒術”的政治統治和文化教育方針。

董仲舒關於上述三個建議的思想，不但影響了漢武帝的政教政策，而且影響了兩漢及後來各封建王朝的政教政策。

論人性、教育對象與作用

董仲舒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提出了神學化的人性論。他認為人受命於天，人性是從天得來的，他的人性論的政治目的是企圖把封建階級和等級制度看做都是出於天意或天道的，從受之天命的人性中，便決定了誰該做統治者，誰該做被統治者；誰應該高一等，誰應該低一等；誰應該受教育，誰不應該受教育。他認為這種天命、人性決定的封建秩序是不能改變的。

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等，即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認為上下兩種人的性都不能叫做性，只有中等人的性纔可以叫做性。這種性三品說的實質是把人區分為三等，是一種由神意決定的階級論。上等人就是聖人，他們的性不僅生來就是善的，並且是超過“善”的，人類社會“善”的標准和具體內容就是由他們制定出來的。上等人是不多的，只包括統治階級的最高階層，包括帝王和那些制禮樂、定法度的當權人物。下等的斗筲之人是指封建社會中最貧苦最“低賤”的勞動人民，他們的性生來就是惡的，根本上不算是人性，簡直把他們排擠在人性之外了。聖人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宵之人則是愚昧的，不能受教育的。除了上下兩種人以外，其餘的都是中民，這指的是地主階級。中民具有善質，但必須受了教育之後纔能成為善性。所以董仲舒的教育對象就是這個中民等級的人，貧苦的勞動人民是排除在教育之外的。

董仲舒把中民之性，即把地主階級的人性當做一般的人性，他所說的性就是指中民之性而言的。他認為性只是質材，它的本身還不能說就是善，必須“待教而為善”。這就是說性只具有教育的可能性，受了教育之後，這種善的可能性纔能變為現實性。他說：“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

這就從地主階級的先天稟賦肯定了地主階級受教育的可能性，又從地主階級的政治要求肯定了地主階級受教育的必要性。他批評盂軻的性善說，認為孟軻既然說人性已善，那就沒有教育的必要了。這一點，他比盂軻強。但是董仲舒又認為人同時具有“貪”和“仁”兩種性，這又陷入了善惡二元論，這是他企圖把盂軻的性善說和荀況的性惡論結合起來的結果。他認為天有陰陽，所以稟之於天的人性也就是有善有惡。他又認為性屬陽，是善的；情屬陰，是惡的。人生來就具有性和情兩個方面，也就是具有善和惡兩種性。他雖然說“情亦性也”，但又說“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這又似乎陷入了性情二元論。這樣他把性當做是善的，實質上維持了所謂“正宗”儒學即孟軻的性善學說。他把情從性劃出來以後，便進一步主張揚性抑情了。他以為天道是禁止陰的，所以人也應該“損其欲而輟其情”，這就是說要發展善性而抑止惡情，這種思想為後來宋明理學家所發展而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

董仲舒吸取了荀況的性惡論思想，認為萬民的從利就好像水往下流一樣，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它。就不能停止。他從這一點來強調教育的必要性，並把教育當做防止惡性發展的工具。他甚至認為教育的作用象制陶器和冶金一樣，可以隨意鑄造，把國家的治亂興廢都歸於禮樂教化，這又未免誇大了教育的作用。

論知識和教學

董仲舒從他的“天人感應”學說出發，認為人心和天心是相連的，“天命”是人的認識能力的泉源。他的認識論是唯心主義的，神秘主義的。他認為真正的知識不是“眾物”的知識，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體察事物的本心，那就只有依靠“內視反聽”的內省方法。他認為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可以互相呼應。因為天與人之間可以“同類相動”，人的內心有什麼想法，天就會以類相應，所以人想求雨，天就會下雨，因此通過人的內省和直觀就可以體認事物的本質。他以為“名”就是“真”，因為“名”是取之於天的。因此，“名”就是我們所要認識的真理，也就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名”是由誰制定的呢？是由聖王體會天意而制定的。他們制定的這套“名”，就是詩、書、禮、樂及封建道德，這些知識就是應該學習的內容，至於自然知識那是不應該學習的。他說：“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傅）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為哉？故曰：吁呼，為一人師者，可無慎耶？” 可見董仲舒所要求學習的只是聖人所說的仁義等內容，至於有關“眾物”或鳥獸之類的自然知識，那是會迷惑後進的，不應當學習的。

董仲舒要求學習儒家的“六經”，他說：“《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但他又認為“六經”各有所長，《詩》長於質，《禮》長於文，《樂》長於風，《書》長於事，《易》長於數，《春秋》長於治人，所以學者應“兼其所長”，不要“偏舉其詳”。這種“兼其所長”的教學觀點是可取的。

在學習上，他提出了“多連”和“博貫”的方法。他以為只要“連而貫之”，就可以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識。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方法論。但是連系和貫通，在一定條件下，在一定范圍內，在教學上往往可以用來加強理解，融會貫通。在學習范圍上，他認為不能太博也不能太節，太節就會使得知識暗昧，太博又會使人厭倦。這種思想也有一定道理。

董仲舒要求教師盡量達到“聖化”的境地，“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早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他從要求教師以身作則開始，進而論及教學應該適時，應該注意受教育者的纔性，要能從容引導，不急不緩。比較符合教學規律，這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誘教學原則的具體發展。

大一統思想

董仲舒認為要維護政治統一，必須在思想上統一。他宣揚，天是萬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兒子，即天子。代表天統治臣民。全民都要服從皇帝的統治，諸侯王也要聽命於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