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 相關事跡主要經歷

董仲舒一生經歷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這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於世間；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出了山林。民安於太平，士樂於學業，於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復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廣川，東南兩面，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魯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晉產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將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系不無關系。據《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傳《詩》，於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於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於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生；傳《易》，則淄川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數人纔能合治一部《詩經》。與那些專家之纔相比，董仲舒可謂鶴立雞群，形若天淵，無慚“通纔”“鴻儒”之喻。

董仲舒與胡母生

五經之中，董仲舒最擅長的是《春秋》公羊學。《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據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於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只口授給弟子，並不筆之於書。孔子死後，弟子各以所聞’輾轉傳授，於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漢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於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而公羊傳的大宏於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母生的首倡。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子夏傳予公羊高，高傳予其子平，平傳予其子地，地傳予其子敢，敢傳子其子壽。至景帝時，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徐彥《公羊注疏·何體序疏》引）可見，胡母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傳，也是協助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結束其沒有文本，口耳相傳歷史的人。公羊學於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學說更加定型。同時，由於公羊有經本流傳，也有利於學說的傳揚。此外，胡母生還歸納公羊義例，著有《公羊條例》一書，使公羊學說條理化，以便學者提綱挈領，掌握要點。

東漢末何休作《公羊解訪》，就曾“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何體《自序》）。胡母生還親自傳學，擴大了公羊學的傳授面。他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列。年老，復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武帝時的大丞相公孫弘就曾得其師傳。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漢書》說：胡母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有曰：“胡母子都，賤為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李固引，見唐晏《兩漢三國學案》） 唐徐彥《公羊疏》說：“胡母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以董仲舒為胡母生的弟子。吳檢齋曰：“其說但不見於淳史，疑莫能質也。”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檢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於《漢書·儒林列傳》。傳曰：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頗受焉。而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單以這段文字論，似乎胡母生的弟子有公孫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呂步舒等。《隋書·經籍志》即以嬴公為胡母生弟子。其實這是班固為了行文簡潔，未加區別。後人又不深考，誤讀其書。這裡應於“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母氏之傳，以下述董仲舒之傳。今中華書局標點本也不分段，是猶承其誤。

據《史記》：“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時並治，並無施受關系。司馬遷《儒林列傳》，先仲舒而次子都。儻仲舒曾師事子都，司馬遷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諸人，《史記》明言“仲舒弟子送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漢書》作段仲），溫呂步舒。”並非胡毋生弟子。故陸德明《釋文序錄》曰： “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州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鑿鑿，不容混淆。唐晏《兩漢三國學案》仍將“而董生”以下抄入胡毋傳中，蓋沿襲舊文，但又於董傳按曰：“胡毋生、派止傳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流別不同耳。”則已知胡董之非師徒矣。《四庫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認為“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然則在公羊氏家學外，因多公羊經師也，董氏何須師事於胡毋氏呢？又《公羊疏》引《孝經說》曰：“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見董生與胡毋生同為子夏六傳弟子。當然，既然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公羊傳》著之竹帛的人，那麼在經傳的文本上，董生或許得益於胡毋子都。至於其他，則不可知。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同。胡毋生筆錄《公羊傳》，並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董仲舒則在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發明獨多。統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於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董仲舒則長於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司馬遷說：“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經以致用說的。胡董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於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

韜光養晦

博士當時是官職，初見於戰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士，都濫竽其間。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阿諛奉承之徒。陳涉起義，許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即為陳涉博士，最後還與陳涉一道捐軀，成為歷史上為理想而獻身的名人志士。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漢高祖曾起用叔孫通制定朝儀，初嘗儒雅的美味，由於忙於剿滅“殘匪”，乾戈未解，未暇大興儒教。孝惠高後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文景之時，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如《詩》有博士轅固生、韓嬰，《書》有博士張生、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爾雅》、《孝經》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史記·儒林列傳》）。再加之“竇太後又好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後曾問《詩》博士轅固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後憤而罵五經為“司空城旦書”（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築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並令固生徒斗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纔免於橫死。眾博士看在眼裡，懼在心上，哪裡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借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乾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裡。’ 董仲舒在此期間亦韜光養晦，政治上一無建樹。但他並沒有消極適世，他一方面廣招生徒，私相傳授，為漢朝培養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纔。《史記》說董仲舒弟子通經學者“以百數”，而且都很出色，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後）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仲舒，《史記》中對董仲舒的《春秋》之學多所闡發；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左丘失明著《左傳》事跡的鼓舞，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憤撰著《史記》這部千古名著。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謹慎地觀察現實，潛心地研討百家學說，特別是深研漢初以來一直佔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他要構建一個前所未有、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系，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局面，以求積極有為之效。他在待價而沽，應時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