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成諷喻、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大體上，前三類為古體，後一類為近體。前三類大致以內容區分，但有相交。四類詩中，白氏自己比較重視前兩類，認為諷喻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他的詩歌通俗易懂、流暢自然，代表作有《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諷諭詩在形式上多直賦其事。敘事完整，情節生動，人物情節細致傳神。另一部分諷諭詩則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這兩類作品都是概括深廣，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曉暢明白。部分《新樂府》還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間通俗文藝的痕跡。閑適詩多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並力求通俗，他的詩風格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可算是朴而近古，因此流傳極廣，對後代產生了深遠影響。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同為著名的詩史。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等名篇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生活的向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詩也宣揚了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詩從側面表現對現實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閑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解脫。感傷詩以敘事長詩《長恨歌》《琵琶行》最為著名，形象鮮明，情節連貫，語言優美，同樣是膾炙人口的篇章。《長恨歌》歌詠了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婚姻愛情故事，既有“漢皇重色思傾國”的寄諷，更有“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感傷和同情。《琵琶行》則有“天涯淪落人”的遭際之感，且語言成就突出。此二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善於鋪排烘托，聲韻流暢和諧，流傳甚廣。白氏還有不少贈酬親朋篇什，情真意切，摯朴動人。但這類詩中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傷感色彩及度脫塵囂的佛家思想。雜律詩在白詩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山水小詩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幾筆，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鋪陳故實、排比聲律的長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艷情風月的小詩，也頗為時人效仿。白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纔是中國唐代詩歌的巔峰人物。

　　後代劇作家也多有據白詩故事進行再創作，如白朴、洪昇根據《長恨歌》分別作《梧桐雨》《長生殿》；馬致遠、蔣士銓據《琵琶行》分別作《青衫淚》《四弦秋》。白詩詞句，也多為宋、元、明話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屬韓柳文學團體，但也是新體古文的倡導者和創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識見卓著，議論風發，詞暢意深，是追蹤賈誼《治安策》的政論文；《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草堂記》《冷泉亭記》《三游洞序》《荔枝圖序》等文，均文筆簡潔，旨趣雋永。為唐代散文中的優秀之作。白居易還是詞創作的有力推動者，《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發展開拓了道路。同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詩豪劉禹錫、詩鬼李賀等，白居易被稱為"詩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