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天津第21批援剛果(布)醫療隊即將光榮歸來，第22批醫療隊也將踏上征程。早在50年前，中國政府第一次向非洲派遣了醫療隊伍，也從此開啟了中國援非醫療隊的歷史。從1967年起，天津市先後向剛果(布)和加蓬派遣醫療隊。在那片遙遠古老的土地上，中國的醫生帶去了先進的西醫技術、傳統的中醫藥技術。他們走到哪裡，哪裡就出現很多解除病痛後的笑容，當地居民看到他們會大聲用中文說“你好”。他們用自己的付出點亮了非洲人的希望，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人性的光輝，搭起了中非友誼的橋梁，他們為中國贏得了世界的尊敬。與此同時，天津援非醫療隊深入到那裡，都要面臨很多難以想象的困難，例如戰亂、疾病、艱苦環境，此外還要承受對家人的思念。然而這些並沒有阻擋一批批醫療隊員奔赴非洲的腳步，有些隊員甚至兩次、三次赴非工作。是什麼信念讓他們堅持下來？在他們的故事中，記者找到了答案。

　　沒有上下班概念

　　有病人就是工作狀態

　　援非醫療隊隊員都是從三甲醫院抽調出來的比較有經驗的醫生，在國內，一個外科醫生要做手術，必須形成一個班子，一個助手團隊，在手術室有麻醉醫生，有跟臺的護士，下手術室以後由病房的護士把病人接回來，而醫生只是做專一的醫療工作。在非洲就不一樣了，所有的醫療器械不成系統，醫療團隊完全靠醫生自己的組合，醫療體系需要醫生重新適應。比如，醫護人員短缺，外科醫生做手術時，婦產科醫生、骨科醫生要幫忙，放射科醫生必要的時候也要上去幫忙。比如即將手術，手術器械要消毒，可是所在醫院沒有消毒鍋，要到當地其他醫院借用消毒鍋。比如在加蓬，治療是免費，但是藥品、紗布都要病人自己去藥店買。當地的醫院和藥店並不都是每天營業，而在非洲的中國醫院每天24小時營業。當地報紙每周五都會刊登哪家藥店周末值班，所以醫療隊每到周五都一定要把報紙留好，還要了解全市藥店的位置。加蓬藥品為國家配給，但是供應量非常少，我國每年都會提供一些醫療藥品援助，幫了很多忙，但是還有缺口。

　　即便在這種工作環境下，醫療隊員們依然通過自己的醫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1969年，援非醫療隊在剛果為一位63歲婦女成功地切除了30斤的巨大腫瘤；2003年時，一名五官科醫生將自己治療中耳炎的專利技術帶到了非洲，因為那裡是熱帶，中耳炎的發病率很高也難治，等到他工作2年之後，當地的中耳炎患者少了很多；2009年，醫療隊運用傳統中醫針灸療法配合康復訓練，讓一名因腦疾後遺癥而癱瘓的加蓬孩子重新站立……

　　援非醫療隊員24小時都在隨時待命，他們已經完全沒有上下班概念了，唯一的概念就是有病人和沒有病人，有病人就是工作狀態。有一次，援加蓬醫療隊接收了一個在海邊被狗咬傷的孩子。雖然路程很遠有十幾公裡，中途還路過一個當地的大醫院，但家屬還是帶著患兒直奔醫療隊。那個孩子的傷口很深，都被咬爛了，一些隊員本來在休息，但聽到值班醫生報告情況緊急，醫生們馬上從宿捨趕回醫院，為孩子進行手術，清理傷口，縫合創面，注射疫苗，觀察病情發展，直到孩子情況穩定。像這種工作狀態隊員們已經習以為常了，更沒有任何怨言。累嗎？當然累，條件也艱苦，但他們有一種成就感——在國內只是醫生和病人的關系，到了援外醫療點他們便有了一種責任感，他們是代表中國醫務工作者為非洲人民服務的。

　　截至2012年，天津市衛生局共派遣38批醫療隊、合計1053名醫療隊員赴非洲執行援外醫療任務。40多年來，共診治門診病人763萬人次，住院病人52萬人次，實施各類手術16萬人次，搶救危重病人1.3萬人次。這些年來，援非醫療隊一直是在缺少醫療設施、缺少醫療設備、缺少醫療器械、缺少藥品、缺少工作團隊的環境下工作的。

　　去過醫療隊的人可能回來都有一種感受，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非洲情結。隊員們通過援外工作，和當地人產生語言、文化、情感的融合，最終將個人的得失看得很淡了，醫生們得到的回報是信任，對醫生來講這可能是最高的榮譽。曾經三次援非的天津醫院副院長張玉新說：“一個病人到你這裡看病，你給出的所有治療方案他都無條件地接受，你征求他的意見時，患者會說‘你說怎樣好就怎樣’，我覺得這種信任不只是對醫生的，他們信任的是中國。”

　　硝煙戰亂中的後方支持

　　“我們的心願就是他們平安歸來”

　　梁宗禹是天津市衛生局國際合作交流處處長，從1996年開始，他正式負責援外醫療的組織與支持工作。幾十年來，一批批醫療隊從奔赴非洲到平安歸來，他的心也一次次牽走又歸來。他說：“我們的工作是為醫療隊提供後援保障，盡量滿足他們的生活工作需求。隊員們遠赴他鄉，我們和他們的家屬一樣，最大的心願就是他們能平安歸來。”自從做了這份工作，梁宗禹和同事們最怕半夜接到來自非洲的電話，因為那肯定是醫療隊出現了緊急情況，生死攸關。有一件事，梁宗禹至今記憶猶新。

　　1997年6月，剛果內戰爆發，當地局勢陷入混亂，醫療隊駐地房屋被嚴重破壞，醫療設備、藥品被洗劫一空。“人呢？人怎麼樣了？”這是梁宗禹得知剛果內戰消息後最擔心的。接報後，市衛生局領導指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證所有在外隊員的安全，並且讓梁宗禹和同事們24小時輪流值班，守著局裡當時唯一一部國際長途電話。

　　那個時候，通訊、網絡都不發達，一個國際電話可能要半天纔能接通，更何況是與戰亂國家的通訊。一天後，從剛果大使館傳來消息，醫療隊與使館人員會合，已經撤離。梁宗禹記得當時辦公室裡已經擠滿了醫療隊員的家屬，得知這個消息後，大家都長舒了一口氣。然而，沒過一天，剛果又傳來消息，有5名隊員失蹤了。梁宗禹已經記不起自己是如何將這個消息告訴那5名隊員家屬的，但是那一雙雙布滿紅血絲的眼睛裡的恐懼與擔懮，他至今難忘。此後，每天都有隊員家屬來詢問剛果的消息，然而十幾天過去了，卻沒有任何關於失蹤隊員的消息傳來。

　　一天夜裡，正在值班的梁宗禹終於聽到了國際電話的鈴聲，電話裡傳來當時加蓬醫療隊隊長的聲音：“剛果的那幾個隊員在我們這兒呢，他們都沒事。”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如果不是半夜，梁宗禹真想立刻把這個好消息通知到每一位醫療隊員的家屬。

　　佟玲是5名沒有及時撤離的隊員之一，她事後回憶說：“意識到發生戰亂，醫院已經開始騷亂，我們給病人換完藥，馬上集中在分隊長身邊聽從指揮，統一行動。當時已經可以聽到槍炮聲越來越密集，我們發現去使館的道路已經無法通行了，一些車輛都向市外方向疾馳。為躲避市區的混亂，大家決定到位於北部郊區的醫院院長(當地人)家裡暫時躲避。在出市區的路上，隨處可見設置的軍事障礙和武裝人員持槍把守。大家快抵達時，突然出現兩個持槍的所謂民兵，他們迎上前來很蠻橫地讓所有人下車檢查，當時大家心一下涼了半截，因為他們不是正規軍，不懂外事政策，管你是哪個國籍人，一概例行公事。輾轉到了院長家，那是一個沒水沒電話的小村莊，地方很小，我們只能睡在屋外，白天蒼蠅蹤，晚上蚊蟲叮，還要忍受酷熱和恐懼。由於事發突然，隊員一點兒飲食和衣物都沒帶，而院長家也沒有多餘的食品，有時候一天只能吃一個香蕉充飢。幾天後，我們想試著離開，剛一走出院子，一梭子彈就打在了我們腳下。大家只能繼續這樣熬著，直到當地政府軍和反對派停火。後來，在當地維持治安的法國軍人問我們要去哪裡，我們想到了天津在加蓬還派有醫療隊，於是他們安排我們乘坐軍事運輸機離開剛果，轉機到達加蓬，並通過加蓬大使館與加蓬醫療隊取得了聯系。”

　　梁宗禹說，無論從事業發展、薪酬待遇，還是家庭生活質量方面來看，醫療隊員在物質上、精神上都做出了極大的犧牲，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解決援外醫療隊員的後顧之懮，讓他們安心，讓家屬放心。

　　主動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疾病艱苦中鍛煉出“全能戰士”

　　梁宗禹告訴記者，與戰亂相比，疾病會給醫療隊員生命帶來更大的威脅，由於非洲醫療和衛生條件很差，如瘧疾等熱帶病發病率非常高。比如當地自來水質量差，水源經常會攜帶蟲卵、病菌，污水容易孳生蒼蠅、蚊子，造成疾病傳播。隊員們都不在室外晾曬衣物，就是怕孳生蟲卵。為此，每批隊員赴非前，衛生局都會將防疫工作盡量安排周全，比如接種疫苗、提供消毒設備等。此外，當隊員罹患惡性疾病，後方保障部門將“以人為本，竭盡全力，不惜一切代價搶救隊員生命”。2005年，援加蓬醫療隊隊員曾憲津在工作時腎結石急性發作，在20個小時之內就出現腎衰的癥狀，情況非常嚴重，但是他又身在距離加蓬首都600公裡以外的中加友誼醫院，醫療條件有限。經大使館、衛生部、市衛生局等部門緊急聯系和安排，最終租用了一架私人飛機將曾憲津送往加蓬首都搶救，做血液透析，保住了生命，病情穩定後，及時安排他乘機回國，抵達國內當天就緊急手術，最終轉危為安。每天都在有風險的情況下進行治療，不知道會遇到什麼，這就是醫療隊工作的一個特征。

　　上世紀80年代，醫療隊辦公室年久失修，漏雨嚴重。醫療隊員正在工作，屋頂上的燈罩砰的一聲就下來了，因為水積滿了。有的醫生看病時，時不時就要往旁邊挪挪，因為原來那個地方漏水了，有時候一上午就得圍著屋子轉，最慘的只能在門口看病。有時，晚上來急診病人時，卻突然沒電了，把汽車發動起來，用汽車的車燈照明給病人做治療。

　　張玉新說：“我第一次去加蓬時是32歲，出了學校門就進了醫院門，做的都是局部的專業工作，在非洲工作2年之後給我最大的體會就是應變能力強了，在那裡很多事都要你自己想辦法，我使用的醫療設備壞過，生活用品像空調、冰箱、洗衣機都壞過，根本就沒有維修人員，只有自己鼓搗。一次放射科的洗片機壞了，一看是主要部件的齒輪磨損造成的，想辦法吧，把不是主要的輪調到主要的輪上，減少機械附屬環節來保證主要環節，終於修好了洗片機。另外還有一個笑談，醫療隊有一個鋁鍋，隊員每天用它來蒸饅頭，這個鋁鍋漏了，你說怎麼辦，當地也沒有合適的材料，總不至於回國買個鍋來吧。後來我們找了一個易拉罐，鉸成了相應的形狀，兩頭都給錨固上，找點石膏粉調調就給堵上了，最後又換成了油漆加固，那個鍋到我離開加蓬的時候還用著呢。”

　　在非洲，處理任何小事都可能遇到大麻煩。而醫生在患者面前不能表現出任何的無助不安，因為患者對你是非常信任的，可以說醫療隊的工作已經超過醫生日常工作的范圍了，要處理業務上的關系，醫生和患者方面的關系，要面對很多非醫療的因素。有一次加蓬當地一個海關警察來醫療隊看病，沒錢買藥可是還病得特別重。也不能讓他走啊。應該用3支藥，醫生們在隊裡給他找到了2支，後來又通過電話聯系到一位手中有藥品的黑人醫生。但是不巧黑人醫生沒在家，於是醫療隊開車先去接那位醫生，再取藥，最後總算把藥湊齊了。還有一次，加蓬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肚子疼得受不了了，醫療隊沒有超聲波設備，只能靠醫生的經驗來診斷。有句話叫內科怕腦袋疼，外科怕肚子疼，肚子疼的因素很多，先是了解情況，再做實驗性的治療，排除了胃炎和腸梗阻，是不是腫瘤就沒有辦法判定了。怕隱藏癥狀所以不敢用藥，用中醫針灸做一些輔助治療，等病情逐漸平穩後，了解到他這是由當地的一種食物引起的過敏反應。

　　張玉新告訴記者：“在非洲，人們的時間觀念非常差，比如說我們去衛生部見部長或主任，從早上8點半能等到中午12點，他不來我只能起身回家，下午再去，有時候甚至要用一周的時間等他，這可以說是他們的常態。我們是在不斷的變化中尋找工作的規律和節奏的，並在其中學會了適應。面對那裡的生活環境、工作環境，你要主動去適應它，不適應的話什麼也乾不了。”

　　為當地人服務，也為華僑服務

　　條件的改善使工作做得更好了

　　隨著我國整個經濟發展，醫療隊的工作生活狀況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上世紀60年代，第一批援非醫療隊的工作狀態最艱苦，當地特別熱，也沒有電風扇，房子是用鐵皮做成的，到晚上又悶又熱還有蚊子，應對的辦法只能拿汽油桶灌半桶水坐在桶裡面。到雨季打雷的時候，好像就在頭頂上打雷一般。上世紀80年代，醫療隊宿捨變成平頂的房子，但是仍然沒有節能和保溫功能，燈泡用不了幾天就壞了，這是因為屋頂的溫度太高。如今醫療隊生活條件好多了，宿捨裡會配備電扇、空調。

　　此外，通訊條件的改善也為醫療隊員的工作生活提供了便利。上世紀80年代，沒有電話，沒有網絡，信件的往來總有一個極大的時間差。走國際郵政很貴也不太方便，隊員只有讓准備回國的人將信帶到國內再郵寄。比如說隊員在1日托人帶一封信回國，那麼親屬在15日至20日收到信，寫完回信通過國際郵政寄到加蓬，當地郵政想起來了可能兩三天就將信放到信箱裡，要忘了的話可能就要8天到10天了。這樣一個循環大概要一個多月，而在這段時間裡，第二封信又會寄出，所以信裡說的事老也對不上。因此隊員哪天寫的信，裡面說的什麼事情，都要做記錄。到本世紀初，醫療隊有了網絡，雖然網速不太好，有時一封郵件上午發的下午又給退了回來，但總比以前條件好了。如今，網絡條件就更順暢了，網上聊天、與家人通話都可以，遇到疑難雜癥，醫療隊還可以及時與國內專家聯系，進行會診。

　　張玉新向記者講述了他3次遠赴非洲的不同感受：“我三次援非都在加蓬，第一次去是在1987年，第二次是1990年，第三次是2003年。我第一次去非洲時，那裡非常貧窮，城市的建設無從談起，經常斷電。沒有排水系統，再加上高溫，蚊蟲泛濫，導致傳染病。2003年再去的時候，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是在快速發展，同時加蓬的經濟建設也在前進，他們的健康水平在提昇。我第一次去的時候60歲以上的人是很少能見到的，因為他們的壽命比較短，那時一般60歲以上的病人已經幾乎沒有治療的可能性了，而2003年時老年病人就有治療的意義。這也就給醫療隊的工作帶來一個量和質的變化，在醫療環境仍然等同於過去的情況下，醫療需求增加了。現在的醫療隊和上世紀80年代的醫療隊相比，還遇到一個不一樣的情況——中國人多了，上世紀80年代的加蓬，除了援外的工作人員和使領館人員外基本沒什麼中國人或華人，現在有上千的中國人，所以醫療隊也要為華僑華人服務。再有是為政府服務的需求多了，天津派遣的醫療隊員不僅擔任過所在國總統的保健醫生，也用中醫針灸先後為兩國高層官員以及數十個外國駐兩國使節治病。

　　近年來，援外醫生的工作水平也在多方面提昇，在當地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當地的百姓見到中國人都是主動問好，醫療隊在當地也非常受尊重。2004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到加蓬訪問，把中加的關系推到了一個歷史新高，親身經歷那時加蓬老百姓對中國人的友好程度，感覺就是中國強大了。今年習近平主席訪問了剛果(布)，我想那裡的醫療隊員這種感受應該更加強烈。”

　　我們都體會到了當時白求恩的心態

　　想給非洲留下一支“不走的醫療隊”

　　黃希如是即將啟程赴非的第22批援剛果(布)醫療隊隊長，今年55歲的他第一次參加醫療隊，面對非洲的生活，他首先要闖的就是語言關。年逾花甲要學習法語是非常困難的，有人問他：年齡那麼大了，為什麼還要去？他說：“人總是要有一些經歷纔能體味出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天津援非醫療隊前赴後繼近50年，有些隊員甚至一次次赴非，一定有什麼吸引著他們。那裡苦有多苦，好有多好，我希望自己能夠感受到。”

　　天津援非醫療隊為什麼能一代代做到今天？張玉新說：“我們小時候學過‘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當我們不遠萬裡到非洲去的時候，真的體會到了毛澤東主席為什麼寫那篇文章以及白求恩當時的心態，因為我們的工作狀態是相同的。在當地工作久了，對那片土地有一種情感，有一種情結，非洲人民的認可給予你的快樂是遠遠超過物質利益的。”

　　如今，中國對非洲的醫療援助，在傳統的援助工作外，還在嘗試進行一些突破，即從物資與技術的幫助轉向管理理念與文化的滲透。讓非洲派醫療人員來中國學習，開闊他們的眼界，形成信息的交流，這些不論對非洲醫療還是援外醫療都有潛移默化的幫助。最終能給非洲留下一支“不走的醫療隊”纔是每個援非醫療工作者的最大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