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天纔詩人翻譯家梁宗岱先生逝世30周年。梁先生曾於1936—1937年執教於南開大學英文系，為南開外語教育事業做出過輝煌貢獻。他走了，留下了後人對他的永遠懷念與追思。南開人永遠不會忘記他。

　　梁宗岱，廣東新惠人。中國現代著名詩人、傑出的文學翻譯家。1923年畢業於嶺南大學英語系。從1924年起，赴當時的歐洲文化中心法國留學，後留學英、德、意等國。梁宗岱留洋歸來，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游刃有餘，由詩人而學者，而翻譯家。1931年，經傅斯年向胡適推薦擔任北大法語系主任，那一年他纔28歲。幾年後，卻因一件小事梁宗岱觸犯了胡適，在一次歡迎著名漢學家伯希和的宴會上，有學者問伯希和：“當今的歷史學界，您以為誰是最高權威？”伯希和答道：“我以為應推陳垣先生。”會上梁宗岱擔任翻譯，譯得直截了當。胡適生氣了，自然遷怒於梁宗岱。二人從此相互間意見越來越多，明裡暗裡衝突不斷。最後，梁宗岱不想做“學閥的走卒”(梁語)，被迫離開北大。

　　1935年秋，從日本回國之後，次年初，他毅然決然走進南開園，執教於我校英文系，主講法國文學，他對法、德、英三國文學都十分精通，曾講授《西洋文學名著選讀》。梁先生來南開那年，正是我校英文系鼎盛時期，人纔薈萃，學術空氣濃厚，全國著名作家應邀來我校演講者，有朱自清、朱湘、孫大雨、羅念生等。先後又有著名翻譯家卞之琳、羅大岡等來我系任教。

　　梁宗岱的翻譯造詣深得法國象征派詩歌大師保爾·瓦雷裡的賞識。1927年他將保爾·瓦雷裡著名長詩《水仙辭》譯成中文，他是中國譯介這位象征派大師的第一人，並從此與大師結成了忘年交。留法期間，瓦雷裡和羅曼·羅蘭都非常喜歡這位來自異國的青年。瓦雷裡對20幾歲的梁宗岱不吝溢美之詞，說他的詩“的確拔類出群”。

　　1929年，他將我國晉代著名詩人陶淵明的散文和詩歌《歸去來辭》、《桃花源記》、《歸園田居》等系統翻譯成法文，後出版了《陶潛詩選》，得到了羅曼·羅蘭的高度評價：“你翻譯的陶潛詩使我神往。不獨由於你稀有的法文知識，並且由於這些詩歌的單純動人的美。它們的聲調對於一個法國人來說毫不陌生！從我們的土地上昇起來的氣味居然是同樣的。”梁氏是繼敬隱漁之後與羅曼·羅蘭有過文字交往的第二個中國人。梁宗岱為人從不做作，從不虛偽。有時在得意忘形之時，還豎起大拇指開玩笑地自誇一番：“我英文這個，法文這個，研究羅曼·羅蘭這個，翻譯《浮士德》這個，中文這個，身體這個。”一口氣能說出十個八個“第一”。可是，當人們請他把羅曼·羅蘭寫給他的十幾封信拿出來發表時，他卻不好意思地搖搖頭說：“信裡許多是吹捧我的，拿出來不好。”梁宗岱特別喜歡羅曼·羅蘭的一句名言：“我活著是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要做的——一個人。”這就是他人生的座右銘。

　　1931年，他翻譯出版了著名的譯詩集《一切的峰頂》(收入世界著名詩人歌德、勃萊克、雪萊、雨果、波德萊爾、尼采、魏爾倫、裡爾克和泰戈爾等人的37首傑作。)被譽為“五四”以來優秀作品。其中歌德的一首《流浪者之夜歌》為他的最愛：“一切的峰頂，/沈靜，/一切的樹尖/全不見/絲兒風影。/小鳥們在林間無聲。/等著吧：俄頃/你也要安靜。”並用詩中一句“一切的峰頂”作為他譯詩集的書名。這也許是為了懷念他在歐洲和日本的那段自由快樂的游學時光。因為他和他的夫人沈櫻曾在日本葉山完成他們的蜜月旅行。也正是在日本葉山這安靜的海濱，纔得以沈浸在他酷愛的世界文學中，翻譯完成了這本著名的《一切的峰頂》。

　　1936年，他還翻譯了歐洲近代散文創始人，法國人文主義作家蒙田的著名散文，集名《蒙田試筆》(後被編入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1941年，翻譯了羅曼·羅蘭的《羅丹》。同年，出版了梁氏於1923—1936四年間翻譯的小說和劇本，取名《交錯集》(收入裡爾克的小說《上帝的故事》、霍夫曼的《聖史威斯特之夜的奇遇》、泰戈爾的劇作《隱士》等)。後又翻譯出版了羅曼·羅蘭的《歌德與貝多芬》等。1943年翻譯了莎士比亞的30首十四行詩，並撰文《莎士比亞的商籟》，為我國翻譯莎氏十四行詩的第一人。梁宗岱文中說，莎士比亞在十四行詩這種體裁中“賜給我們一個溫婉的音樂和鮮明的意象的寶庫”，“在這裡他用主觀的方式完成了他在戲劇裡用客觀的方式所完成的”，“對著這樣的詩，譯者除了要頻頻輟筆興嘆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1957年到1960年間，繼續從事《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翻譯工作(“文革”期間譯文遭毀)，1970年，他以73歲的高齡又重譯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全部154首和《浮士德》(上卷)。《莎士比亞十四行詩》154首，1978年選入《莎士比亞全集》(第11卷)，並與《一切的峰頂》一起合編《梁宗岱譯詩集》，198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梁宗岱的譯作，論數量不算十分豐富，他的宗旨是“以質取勝”，他的譯品能“抵得住時間塵埃的侵蝕”，永遠“保持其青春的鮮艷與活力”。

　　“以質取勝”，還體現在他嚴謹認真的翻譯態度上，這裡有一個著名的例子：朱光潛先生在《文藝心理學》裡，曾將美學中一個范疇“sublime”譯為“雄偉”。梁宗岱似覺譯得失之妥當，便從字源、文學、音樂、美術等各方面考證研究，寫成數萬言的長篇論文《論崇高》，以論證此譯不妥，應譯“崇高”為宜。此例雖小，這種一絲不苟的精神為譯史所廣為傳頌。

　　1983年，梁宗岱先生與世長辭。在五四新文學作家中，他是一個“全纔”，然而，時代卻沒有給他足夠的舞臺，成為了一個“未完成的天纔”。翻譯家柳無忌作為他的南開同事，在懷念文章《一位纔華橫溢的詩人》中，深情地寫道：“八年抗戰，十年浩劫，折磨了這麼一位纔華橫溢的詩人，學術精湛的知識分子。宗岱以八十高齡而逝世，壽不可謂不長，但他在人世間所遭受的迫害，摧殘了他那多姿多彩的纔華，卻是空前的。從他離去南開那年算起，這位‘被冷落了幾十年的老詩人’，倘使在較為良好的環境下，我相信，會對中國的詩壇與學術界，做出更為輝煌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