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有關“國學”問題的爭論一直延續到現在。筆者以為,漢語語境中的“國學”概念出現於晚清民初之際,它雖然與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由“西化”而逆向激發的文化復古思潮有著某種程度的聯系,但“國學”最初的倡導者們的主旨與思路已經與日本學者對於“國學”的理解大相徑庭了。如果說,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即開啟了自身的現代化歷程的話,那麼,出現於19世紀末期的“國學”就理應被看作是“現代”學術之一種,因為“國學”的性質、功能及形態等諸多方面都與中國傳統的古典學術有了根本的區別。

“國學”作為一種特定的“知識”形態,其基本構成要素與語言及民族國家具有重要關系。從本質上講,“國學”所凸顯的主要是其“民族特性”,而民族特性最為鮮明的顯性標志則是語言。“國學”正是以“漢語”重新建構“漢民族文化”的“知識譜系”。胡適等人倡導以“國語”的“創制”作為“國學”研究的前提,“漢語”纔由“原初漢語”開始了向“現代漢語”的過渡,也因此纔真正確立了現代“國學”所應有的地位。“國學”之“知識系統”的重建必須從重新清理和確認真正的“現代漢語”著手,只有以“漢語”形態展開的民族思想學術方可視為“國學”。(賀昌盛/來源:中國知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