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革”時期

　　對於在迎賓過程中過量投入人力、物力等現象，引起中央重視。遵照毛澤東主席禮賓改革指示，在周恩來總理指導下，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特別是“文革”前的1964年-1965年，外交部進行了一系列禮賓改革，如不再為國賓來訪安排群眾歡迎大會、群眾夾道歡迎規模適當壓縮、取消機場講話及儀仗隊分列式等。

　　不過，這種禮賓改革勢頭，很快被“文革”引向另一個極端。在“破舊立新”的口號下，正常迎賓秩序被打破，貌似革命的極“左”思潮開始泛濫，國賓迎送禮儀受到嚴重衝擊和乾擾。例如：國際上流行數百年、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鳴放禮炮歡迎國賓禮儀，被當成“封資修”的貨色，予以取消(我國1961年至1966年初曾鳴放禮炮歡迎國賓，“文革”開始即停止，至1983年3月恢復)，而紅衛兵的一些極“左”做法，卻被引進迎賓禮儀。

　　1967年6月，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及夫人應邀來訪。這是“文革”開始後第一位外國元首對我國進行的國事訪問。為了表現對毛主席的熱愛和支持世界革命斗爭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接待國賓的禮儀活動，突顯了濃厚的“文革”色彩。例如：應贊方要求，我方派出專機，赴巴基斯坦接送卡翁達總統一行，令客人想不到的是，機組人員除了常規的機上服務之外，還在專機上為客人表演歌頌毛主席的文藝節目，向贊方客人贈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語錄》。更令客人想不到的是，機場歡迎儀式上，安排紅衛兵向客人獻花，同時又獻上《毛主席語錄》，並當場背誦一段“語錄”。軍樂隊演奏兩國國歌，但卻取消了鳴放禮炮禮儀。卡翁達總統檢閱的是陸、海、空以及民兵、紅衛兵組成的“五軍”儀仗隊，隨後與3000名載歌載舞的群眾隊伍見面，接著是數十萬群眾從東單到釣魚臺國賓館街道兩旁的夾道歡迎。歡迎宴會廳正中懸掛毛主席畫像(過去不曾有過)，卻把中贊兩國國旗掛到畫像對面去。幸虧贊比亞貴賓對我國十分友好，並未在意我方那些非常規的“禮儀”安排。

　　對“文革”期間的極“左”做法，多數人在思想上還是有抵觸的。1972年12月，經中央批准，外交部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周總理在極為困難的時刻，采取果斷措施，阻止中央文革小組插手外交事務，遏制外交系統的混亂，對禮賓工作較早擺脫極“左”乾擾，起到很大作用。外事會議檢討了當時禮賓接待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如大國沙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弄虛作假以及禮儀繁瑣、鋪張浪費等現象。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會議就改進禮賓接待工作制定了文件，並於當月報中央批准執行。

　　文件指出，鑒於接待任務日益繁重，必須進行改革和簡化。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冬季來訪，將機場迎賓群眾數量減至3000至4000人(原來是5000至1萬人)，在天安門前夾道歡迎人數減至4萬至5萬人(原來是10萬人)。冬季，除天安門廣場外，不再組織群眾夾道歡迎。

　　當年的12月9日，加納總理來訪，周總理向加納駐華大使解釋說：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冬季來訪，我國決定取消群眾夾道歡迎。

　　其後，不僅是冬季，其它季節也漸漸取消了組織群眾夾道歡迎。如1973年接待來訪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共8起，其中冬天2起，未組織夾道歡迎。1974年來訪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共5起，均未組織夾道歡迎。當然也有特殊情況，如1975年金日成來訪，甚至到了1986年10月英國女王來訪，也曾組織過群眾夾道歡迎。不過，總體來說，自1979年起，我國已基本停止了群眾夾道歡迎的做法。 (待續) (馬保奉/外交部禮賓司原參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