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大學畢業後來到外交部禮賓司。幾十年間，國賓接待、迎來送往是經常性的工作，回首往事，猶如春潮洶湧。

　　迎賓禮儀從大操大辦到科學規劃、秩序井然，反映了新中國禮賓工作一往無前的創造力，折射出一個新興大國誕生、前進、崛起的步伐。

　　我國迎賓禮儀大體上分四個時期。

　　一、新中國成立至“文革”

　　這一時期的迎賓禮儀特征是大操大辦，講究大規模、高規格。“大規模”指迎接國賓時，大規模動員群眾夾道歡迎，組織數萬人參加歡迎大會；“高規格”則是說我國出面歡迎的領導人級別高、人數多。

　　新中國創建之初，美、蘇兩大陣營對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封鎖遏制，我國旗幟鮮明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這一時期，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不多，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一些亞非國家及少數西方國家。由於對外交往范圍有限、經驗不足，認為高規格、大規模是對國際友人真誠友好的表現，所以在接待貴賓時，不惜投入大量時間、精力、人力、物力。

　　1952年，新中國成立3周年前夕，蒙古最高領導人決定訪華，這是我們第一次接待國賓。

　　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國人民革命黨總書記、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到達北京南苑機場。他的隨行人員共4人，即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恩·拉姆蘇倫、外交部總秘書長普爾布紮勒、東方司副司長都勒布爾金、澤登巴爾的秘書烏勒吉巴雅爾。另兩位成員：教育部長巴·錫林迪布、駐華大使博·賈爾卡賽汗已先期在京。

　　雖然全團共7人，而我方到機場迎接的部長級以上官員就有18人。他們是政務院副總理陳雲、郭沫若、黃炎培、鄧小平，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陳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薄一波、副主任兼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長彭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羅瑞卿，郵電部部長朱學范，交通部部長章伯鈞，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粟裕，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羅舜初等。

　　1954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抵達北京時，從機場到迎賓館有50餘萬人民群眾歡迎，萬人空巷。

　　大規模、高規格接待國賓，在印尼總統蘇加諾來訪時達到高潮。1956年國慶前夕，中方派專機把蘇加諾從蒙古的烏蘭巴托接來，我國副外長和禮賓司長出國前往迎接。抵達北京西郊機場時，毛澤東主席、朱德副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和其他領導人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120多人前往機場迎接，機場組織群眾1萬多人歡迎。毛主席陪同蘇加諾總統乘敞篷汽車，從機場到中南海新華門長達20公裡的道路兩旁，有數十萬群眾夾道歡迎。陳毅副總理等陪同蘇加諾訪問了沈陽、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地，均組織群眾夾道歡迎，上海夾道歡迎的群眾多達50萬人。

　　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來訪，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到機場迎接。毛主席陪同伏羅希洛夫自南苑機場乘坐敞蓬汽車到中南海，受到數十萬群眾的夾道歡迎。接待部門准備了中蘇國旗7.5萬面，鮮花2萬束，分發給群眾歡迎隊伍。訪問上海時，除了22萬人夾道歡迎，還在文化廣場組織20萬人歡迎。

　　1959年國慶10周年時，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來訪，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陪同赫魯曉夫檢閱我國陸海空三軍儀仗隊，這在國際外交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國家領導人來訪，是對新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支持。我國大規模、熱烈歡迎的群眾場面，高規格、高禮遇以及周到細致的接待，給貴賓留下了深刻印象，為我國爭取朋友、擴大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 (待續)(馬保奉/外交部禮賓司原參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