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記天津出版傳媒集團人民出版社原黨委書記趙國強

　　（市委宣傳部調研組）

　　六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色驀地陰暗下來，風雨欲來。副社長劉錦泉走出辦公室，巡視各科室，囑咐大家注意安全。“以前遇到這種天氣，都是國強書記提醒大夥兒。如今，再也聽不到國強書記的提醒聲了！”劉錦泉的心情，和天色一樣暗下來。

　　“過去，每當下班以後，國強書記的咳嗽聲就從5樓傳到6樓，每屋每科室囑咐大家關好門窗關好電源，把樓道、水房巡視一遍，他才放心下班。”出版社發行中心主任張凱說。

　　“這個燈管就是書記親手裝上的。”校對科員工宋俊傑回憶，“同事小曹視力差，和領導說能不能給她安一盞燈。國強書記知道後，馬上來到辦公室，蹬上桌子，親手把燈安上。我按照時間推算了一下，當時國強書記在世的時間，只剩不到3個月，年近六旬並且是癌症晚期，可想而知，安燈管的時候他得忍受多大的痛苦。每當我們工作疲憊時，擡頭看到這個燈管，書記的音容笑貌就出現在眼前。”

　　他就像一盞燈，把光亮無私地留給了大家。現在，出版社樓道里的燈，每天晚上會有人自覺關上；熱水間電閘，下班時總有人斷開……趙國強雖然離開了，可是他的精神正在傳承着。

　　趙國強，1954年出生，1972年在空軍某部地勤服役，1974年入黨。1977年轉業至新華印刷二廠。2003年起，擔任天津人民出版社黨委書記。2014年2月11日，患肺癌病逝。

　　他暱稱叫做“黨”，被封爲“拼命三郎”“趙老萬”。他是出版戰線的尖兵，是同事心中的好書記、好大哥，是妻子心裏的好丈夫……他如同花下泥巴，埋頭做事，默默奉獻，沒有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黨委書記，卻用多年如一日的堅守，詮釋了新時期一名優秀共產黨員、一位稱職黨委書記的本色。

　　15本筆記中的人生重量

　　三月的一天，趙國強生前的辦公室，桌子上整齊地碼放着15本筆記，足足有一尺多厚。 出版社的同事輕輕翻開一本筆記，裏面的字跡一絲不苟，書寫的是工作日誌、會議記錄、員工訴求和人生感悟。“筆記一共50多萬字，承載着國強書記這幾十年生命的重量。”同事們感慨萬分，“他的人生就像一本書，雖然不長，但絕不是過眼雲煙，每次翻開都能讓人觸動。”

　　1977年春天，當時印刷二廠正在印製《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忙得不可開交。一個身穿軍裝的高個兒小夥子來廠裏報到，說是從空軍轉業的，當小夥子看到大家正馬不停蹄地搬印紙，二話不說，挽上袖子就搭起手來……這是趙國強上班第一天的情景。從那天到去世，他在出版行業裏埋頭幹了36年多。

　　“他有個綽號叫‘趙老萬’。”印刷二廠的老同事黃玉祥回憶，那時印廠車間只有3臺老式印刷機，總出故障，每天的印刷量超不過5000張。因爲當時廠裏印品供不應求，國強很着急，就總想着怎麼才能把產量提上去。擔任車間主任後，他把辦公室裏的方桌搬到印刷機前頭，每天在這裏辦公12個小時，一邊守着機器運轉，一邊翻看印刷專業書籍。“每天必須印足一萬張他才肯下班，‘趙老萬’這個綽號也由此得來。”

　　上版、上紙、上油墨，沒事他就繞着機器研究，機器故障他鑽到地槽裏修……有一次，一臺印刷機的某個零件崩碎了，機器停轉“罷工”，急得工人們像熱鍋上的螞蟻。“設備總價值2000萬元，一天不修好，光印刷品就損失好幾萬元。”趙國強一咬牙，在沒有圖紙的情況下，硬是憑着自己平時記錄的各種數據參數和經驗，用車牀車出了那個零件。他心懷忐忑地裝上去，一開開關，機器竟然又動起來了！工友們都佩服他，說不愧是當空軍地勤修過飛機，太內行了。

　　在趙國強的帶動下，印刷廠的產量達到當時同行業第一，效益蒸蒸日上。可很少有人知道，趙國強曾在當兵時一次檢查飛機，意外從駕駛艙外重重地摔落地面，頸椎到胸椎嚴重受傷。揹着工友們，他一次次四五片地吃着止疼藥。

　　趙國強的筆記本上記錄着黨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座談會上發言的一句話，“黨員是一種責任，黨員是一種擔當，黨員是一種奉獻。”趙國強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擔任黨委書記以來，他把培養、發展新黨員當成心頭大事。他的工作筆記中記錄了同每一位年輕羣衆、入黨積極分子、黨員談話的要點，僅2010年9月25日這一天，他就先後與6名入黨積極分子談話。還給每一名入黨積極分子建立了詳細的個人檔案，定期爲大家講黨課。在他擔任黨委書記期間，出版社黨委發展了30名新黨員，這些黨員如今是社長、副社長、副總編、編輯室主任……大部分都是社裏的管理核心和業務骨幹！

　　在趙國強的筆記本里，有一張他用鉛筆寫的“算賬清單”，是歷年來天津人民出版社裝修、搬家、修補精打細算省錢的明細賬。10多年來，趙國強就是這樣勤儉節約，不斷地爲出版社節省開支。

　　2003年，出版社整體搬家，社裏書多資料多，趙國強卻沒有請搬家公司幫忙，堅持自己動手。“20多斤一包的書，他一手一包，有時一手兩包，和社裏男職工一起一捆一捆地把書運下樓。”出版社綜合辦主任馮維聰回憶，編輯室的書櫃又大又重，擡不走搬不動，趙國強急中生智，用兩條竹片作軌道，讓大家在光滑的竹片上推書櫃。從下午5點一直搬到第二天上午10點，夜裏他讓大夥輪流睡覺，自己卻守着書稿整夜沒閤眼。這次晝夜奮戰，爲出版社節約了10多萬元的搬家費。

　　我的責任就是保駕護航

　　2003年，趙國強調到天津人民出版社任黨委書記。“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謙虛、平易近人。”社長黃沛說，“國強書記總說自己是‘大老粗’，出版社是文人扎堆的地方，他的任務就是給大家保駕護航。”

　　2010年，出版社開始了轉企改制這場“硬仗”。“出版社是一家建社半個多世紀的老事業單位，老職工比例較大，還有不少遺留問題，要做好談何容易？”劉錦泉說，轉制就必須平衡利益這塊“蛋糕”，打破論資排輩、按職稱定工資的原有模式。當時趙國強臨危受命，負責對員工逐個做思想工作，讓大家心齊一處。

　　爲此，趙國強首先“吃透”國家政策，再主動找老職工聊天，幫着分析利弊，站在職工的角度幫忙出主意、想辦法。有一次，宋俊傑到趙國強辦公室想找他談談。剛好辦公室沒人，他無意間看見了一張獻血證，翻開一瞧，裏頭密密麻麻記錄了趙國強很多次無償獻血的記錄。宋俊傑很感慨：“平常書記就特別爲我們着想，又看見他那麼多次的無私奉獻，這樣的書記，我打心底裏欽佩和信任。”很快，他就在轉制協議上籤了字。

　　由於趙國強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真誠感召，部分員工心中的牴觸化解了、疙瘩解開了。最終，人民出版社轉企改革方案得以全票通過，企業轉制在天津出版傳媒集團內率先完成。

　　處處爲別人着想，已經成了他的習慣。趙國強就是一個爲了讓單位的兄弟姐妹們優質完成工作而任勞任怨的人，被大家親切地喊作“黨”。編輯小安剛到人民出版社時，有一次發現燈管壞了，就給辦公室打了個電話，請維修工來。不一會兒，來人就把燈管換好了。不過，這個換燈管的“師傅”讓她大吃一驚——竟然是趙國強。以後她就不再奇怪了，因爲全社大大小小的修理活兒，都是趙國強“獨攬”的，連每天下班後關掉走廊裏的燈、拉掉電熱水器的電閘，也是趙國強的“專利”。

　　工會主席楊莉說：“工作上什麼事辦不了了，我們就說找‘黨’去，生活中遇到什麼困難了，還是說找‘黨’去，書記沒有架子，他的辦公室，員工推門就進。”對同事們來說，趙國強既是黨委書記，又是電工、木匠，還是心理醫生；對老職工來說，他是老大哥；對年輕人來說，他是親切的長者、可敬的父親……

　　無法兌現的承諾

　　“他承諾我，退休後我們就去旅遊，自從工作後他難得歇班，其實他太想到各地去走走。可惜國強沒有這樣的機會了！”趙國強的妻子姚淑蘭含淚說。

　　津南區，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收拾得乾淨利落，傢俱只有一張牀、一組櫃子和兩個老式木椅，這就是趙國強的家。姚淑蘭說，“市區的房子不敢想，買這個房，已經是家裏能承受的極限了。”

　　“其實國強特別熱愛生活，愛我們的家，還扎得一手好風箏。”姚淑蘭記得，每當把老人接來，圍裙一紮，顛着炒勺，張羅好一桌飯菜，是丈夫最高興的時候。

　　“一家人愛吃的，他都能照顧到。知道我愛吃魚，他學會做松鼠魚，比飯店的還好吃。可是國強卻總說自己不喜歡吃雞鴨魚肉，其實他不是不喜歡吃，而是想讓我們多吃些！”

　　“只要他在家，家務活就全包了，洗衣、擦地、擦玻璃，一會兒也不閒着，他愛乾淨，又怕把我累着。”

　　“對老人，他最孝順，即便癌症晚期，他也忍着疼痛給孩子爺爺洗澡、洗衣服，累得氣都喘不上來，那時癌細胞已經侵蝕了骨頭，骨頭都已經脆得斷了好幾個地兒。”

　　“在二廠的26年裏，他從沒在家過過春節，廠裏都是紙，周圍是居民區，他怕着火，每年年三十在單位守護。直到調到出版社，他纔在家裏過上年。那年，他都快50歲了。”

　　“他對別人那麼慷慨、那麼大方，可是對自己卻很摳門。”姚淑蘭記得，丈夫身上的衣服，都是在小攤上買的便宜貨，很少有超過100元的，“在勸業場給他買過一件毛衣，花了384元，不敢告訴他實話，怕他嫌貴讓退了，我就瞞去300元，說是84元，那是他這輩子最貴的一件衣服。”

　　“單位工齡買斷後，我到保潔公司做保潔，一個月掙600元做家裏的生活費。有個同學知道了，很難理解，老公當領導我還做保潔。其實，在我跟兒子眼裏，他就是個普通人，從沒有什麼領導的概念。”

　　趙國強的兒子自謀職業，兒媳在家待業。兒媳說：“爸平時喊我閨女，生活上的事情可以商量，也給我們幫助，可是麻煩單位的事，從來不許我們沾邊。”姚淑蘭說，一次，戰友聚會吃飯想讓國強用公款報賬，他一口回絕了。“寧可自己掏錢，他也決不佔公家一分錢便宜，從此就很少去參加什麼聚會了。”

　　2013年12月6日，姚淑蘭發現，趙國強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堅持陪他到醫院檢查。診斷結果出來，竟然是肺癌。後來拿出了國強以前的病歷，那是有丈夫親筆簽字的拒絕治療診斷書——“雙肺疑似病變，建議患者住院治療。患者拒絕。”時間是2013年9月21日。

　　躺在病牀上，國強對我說：“剛開始查出問題的時候，我就找大夫打聽了是什麼病、怎麼治、花多少錢，心裏都清楚。這些年家裏病人多，沒多少積蓄，這個病反正治不好，自費份額又大，我不能把家底都掏光，給你們孃兒倆留下窟窿，而且我最擔心的還是治到半路，家裏的錢不夠用了，你向組織伸手。”姚淑蘭說，趙國強要求，沒有他的允許，任何話都不許和單位領導說，什麼要求也不要提。“聽他的話聽了一輩子，這一次我還是得聽他的……”

　　人民出版社6樓會議室的牆上，趙國強的照片依然和大家放在一起，照片上的他，笑得仍然帥氣、親切，照片旁，“人人平凡個個出色”八個字熠熠生輝。

　　作爲一位平凡的黨委書記，趙國強鮮有轟轟烈烈的事蹟，然而，正因爲黨的血液裏有這樣的紅細胞，中華民族有這樣的脊樑，黨的事業纔不會脫離人民，纔會永葆活力。（主要執筆人：於春灃 郭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