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講述者

　　馬燕是南開區華苑派出所一名普通的社區女民警。從部隊副營職崗位轉業後，她在這個派出所工作了15年。她的日常工作看起來平平常常，既沒有足智多謀屢破大案的傳奇故事，也沒有勇猛過人、生擒歹徒的壯舉，但這些年過去，她留給社區居民的，是許多令人動容的溫馨記憶。2014年5月，天津市總工會向馬燕頒發了五一勞動獎章，由她首倡的社區“心靈驛站”也在華苑社區開門納客，她管片兒內的居民，在生活中多了一份便利，在精神上多了一份寄託。

　　馬燕說：“作爲普通片兒警，社區居民給了我那麼多的讚揚，讓我心裏有愧；上級給了我那麼多榮譽，也讓我心裏有愧。因爲我真的沒做過什麼大事，只不過是幫居民解決了一些生活中遇到的小困難罷了。”不過，正是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卻爲社會的和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爲一名普通片兒警，馬燕的做法，蘊含了一種人生的智慧。

　　窮人家長大的孩子懂得愛和付出

　　我生在內蒙古的一個軍人家庭，3歲那年父親就去世了，媽媽帶着我們兄妹5個人靠救濟金度日。那時候日子過得很苦，看着媽媽日夜操勞，我總盼着自己能快點兒長大，爲她減輕一點負擔。

　　16歲那年，我以“九選一”的成績被白求恩軍醫學校錄取。軍校自然是穿軍裝，報到之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換下來的所有衣服，包括提包都洗乾淨，打包裝箱寄回老家。我在心裏說，媽媽，女兒現在能做到的只有這些了，我一定會努力，讓您過上好日子。

　　從那天起，軍校就出了一名“女學霸”，無論什麼課程，什麼訓練，我都是竭盡全力去拼——醫學理論課，第一；護理實踐課，第一；文化基礎課，還是第一。技能比賽考覈，冠軍；軍事比武考覈，冠軍；內務衛生考覈，還是冠軍。我心裏很清楚，只有這樣做，我纔不會辜負媽媽爲我付出的辛苦。

　　畢業之後，我被分配到呼和浩特二五三醫院當護士。巧的是，父親當年病重病危搶救時，住的正是這家醫院；小時候有一次我因毒性痢疾險些喪命，媽媽也把我送到這家醫院醫治。也許二五三醫院需要我，也許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安排吧。

　　我輸液打針手頭兒特別準。年邁的危重病人急需輸血，怎麼也找不到血管，臨牀護士說，快喊小馬來！我趕緊跑過去，出手一針就找對了位置。患病的兒童需要輸液，遇到難找血管的，她們也說，快去喊小馬！我又跑過去，還是“一針見血”。病人家屬說，你看還是人家老護士有經驗！結果再仔細一看，嗨，原來是個小丫頭！醫院的同事們給我起了個外號——馬一針。

　　那時候在內蒙古，很多生病住院的老百姓生活條件不行，對有困難的病人我能幫就幫。有一個巴盟的牧民來住院，妻子陪牀，沒錢啊，頓頓吃鹹菜乾糧。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去食堂給他們買點兒炒菜。那時候我家裏哥哥姐姐也正值婚齡，經濟上很拮据，但我還是覺得應該幫助別人，不能光顧着自己家。

　　心裏滿滿地裝着社區居民

　　1999年，我從副營職的軍人崗位轉業到天津市南開區，成了華苑派出所的一名民警。轉業時讓我選單位，我選擇當警察，主要是捨不得那身穿了十多年的軍裝。但是，換上警服我才知道，我的工作，不過是半個接線生、半個收發員，一邊接電話，一邊收電傳，還得負責發報紙。好歹咱在部隊也是副營職，小戰士給咱立正敬禮的場景簡直就是昨天的事情。我心裏確實有想法，挺失落的，但嘴上不能說，因爲我曾是軍人，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所以我每天就是默默幹活，遇到來辦事的老百姓，無論有什麼事，也都樂樂呵呵地接待。時間長了同事們都說，甭管進門之前是“秦香蓮”還是“猛張飛”，只要小馬接待，保準讓您滿意。

　　2002年，我被任命爲社區民警。當時，華苑碧華里新小區剛剛落成，居民遷了新居，戶口登記率卻不足兩成。我負責登記戶口，28棟樓，一百多個樓門，一千多戶家庭，四千多常住人口，這還沒算上寄宿人口、暫住人口和境外人口。住在這兒的雙職工比較多，白天不在家，我們就在小區門口把登記造冊的“櫃檯”一直襬到黃昏。那年夏天天氣熱，雨水多，而且新小區剛落成，蒼蠅蚊子特別多。住在碧華里的大爺大媽們給我們送來了遮陽傘、大蒲扇、冰鎮飲料和避蚊油，還主動去樓裏吆喝：沒看見人家女民警渾身熱汗，還不趕緊登記去啊！

　　有位獨居老太太，已經90多歲了，兒子移民美國。老太太身體挺硬朗，但內心很孤獨，每次見了我總有說不完的話。有一次聊天，她無意說起來自己是大年初一的生日。等到春節，我就想，老太太在家獨居，過年觸景生情，肯定更寂寞，就買了個生日蛋糕去了她家。家裏果然只有老太太一個人。我陪着老人家點蠟燭、許心願，逗她開心，還請她正月十五一起到居委會吃湯圓。到了元宵節那天，我早早就去了居委會，可老人一直沒來。我心裏有點嘀咕，趕去老人家敲門，門開了才知道，老人把這事給忘了，弄得虛驚一場。人年紀大了記性差也屬正常，不過，老人有記日記的習慣，她後來給我看她的日記，上面寫着：“初一我生日，小馬送了蛋糕，陪着我過生日了，謝謝她。”“元宵節忘了吃元宵。把小馬嚇了一跳，謝謝她。”看得我心裏暖暖的。

　　社區居民劉大姐，女兒在30歲時因病去世。白髮人送黑髮人，內心之苦可想而知。她的女兒生前上過幾份保險，受益人是母親。劉大姐特別難過，不想去辦手續，對我說，“人都沒了，要錢幹嘛呢？”我知道，女兒剛剛去世，如果讓母親一個人去辦理賠手續，不等於是揭母親的傷疤嗎？我幫着她辦好了保險理賠，還爲大姐的女兒辦了戶口註銷。手續辦完後，我把她女兒的那個舊身份證留給了大姐，“您留着當個念想吧。”劉大姐後來想換換環境，搬家了。臨走時我去送她，她說：“我想把我在碧華里的日子給忘了，但我不會忘了你！”

　　生離死別，劉大姐的事讓我很感慨。那時候我媽媽來天津和我一起生活，在老家，我姐人到中年，卻得了癌症。我想接她來天津，醫療條件好，也方便照顧。但我姐卻覺得妹妹太忙，不願意影響我的工作，一直拖着，直到病情惡化了纔在我的強制下被接到天津，但那時候已是無力迴天了。我在火車站送彌留之際的姐姐回老家，還得瞞着患病的媽媽。

　　但即便自己正在經歷着這樣的事情，只要我走進社區，見到熟悉的居民們，卻還是會滿面春風。人們常說，小馬總那麼喜興，看見她，心裏就舒服了！

　　調解鄰里糾紛讓每個當事人都滿意

　　調解鄰里糾紛，是片兒警社區工作的主要職能之一。小區裏有一戶居民屋頂漏水，找到樓上，樓上的鄰居卻找不到出水點。樓下鄰居建議樓上砸掉衛生間的地磚，樓上卻認爲樓下的要求太過分。兩家打到法院，法院判決強制執行，但執行的條件不具備，判決變成了“夾生飯”。樓下的鄰居有些絕望，乾脆給家裏的供水管道裝了截門。這下可好，樓下告別了“水簾洞”，樓上卻變成了“上甘嶺”。

　　我分別找到兩戶人家做工作。社區裏的人都知道我，也算給片兒警面子，樓上答應趕緊檢修，還承諾要額外給樓下一些補償；樓下答應立即給水，也聲明補償並不重要。誰承想，第二天兩家又變卦了，樓下堅持檢修在先、給水在後，補償與否並不重要！樓上卻堅持給水在先、檢修在後，補償只是時間問題！一夜之間，兩家人又僵在那了。

　　按常理，總得有一方先讓步，僵局纔有可能被打破。但雙方各不相讓，無論怎麼調解都是徒勞無功。幾次走訪之後，我發現了問題的關鍵。原來，樓下不同意先給水，是因爲他們發現截門已經關上了之後，自家樓頂依然在滲水，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打開截門，還不知道會漏成什麼樣。聽他這麼一說，我也開始琢磨，到底問題出在哪兒？如果能找出準確的滲漏原因，不就好辦了嘛！我召集物業、維修人員和糾紛的兩戶人家組成了“觀察組”，每個週六上午9點，我們一起來觀察樓下漏水的情況。隨後的幾個月裏，樓下接漏水的瓶子裏的水由多變少，後來小滴漏變成了水漬，繼而水漬也變幹了，滲漏的位置和原因都找到了。樓下表態讓步，於是樓下先給水，樓上趕緊維修。這麼一折騰，就是小半年。

　　小區裏有一戶一樓民房出租，開了家棋牌館。之前這戶人家向樓裏的鄰居們打過招呼，也沒人提出過異議。棋牌館開業後生意火爆，每天一直到深夜也不消停，聲音嘈雜，人來人往，居民很反感，下了“驅逐令”。租房的老闆交了三個月房租，房子裝修了，傢俱牌桌什麼的都買了，招呼也打了，生意又很好，就這麼停了，絕不能甘心。而房主收了三個月房租，協議簽了，手續辦了，人也出國了，退租也沒那麼容易。

　　有困難，找民警，小區裏的居民找到了我。房主出國前委託親戚來代管這處房子，我給他打了好幾次電話，對方卻以人在外地爲由不和我見面。最後我在電話裏說：“我去找你吧，甭管你在哪兒，明天我準到。”代管的親戚沒轍，第二天就趕過來了。幾個當事人坐在一塊商量，我說服了老闆，又口乾舌燥說服了代管的親戚，退還了兩個月房租，老闆收錢關張。事情終於圓滿解決，幾天後，十幾位居民舉着錦旗送到了派出所。

　　華苑社區住的空巢老人很多，我做了一批社區老人愛心聯繫卡，印上水、電、煤氣的維修電話，把我的手機號碼也印在了上面。大家很少給我打電話，卻說看見聯繫卡就像看見了我，心裏就踏實了。我發現老年人的午飯普遍都是湊合，就聯繫老年公寓給住在社區的老人送飯。飯是公寓做的，老人吃飯也得花錢，大家卻把功勞記在了我頭上。

　　一對老人從報紙上知道捐獻遺體的事，表示自己也想捐獻。我擔心老人辦公證時情緒不穩定，就過去陪了一下。老人的子女們說我代表了政府，特意來道謝。我覺得自己其實沒做什麼。一位老人的兒女工作特別忙，平時難得來看望，老人擔心天兒不好買菜有困難，我說您就給我打電話吧。我只給老人買過一次菜，老人卻十幾次把這事掛在嘴邊。我還是覺得心裏有愧。

　　其實更讓我從內心覺得愧對的，還有我的老孃、我的老公、我的兒子。尤其是我兒子，記得有一次給兒子開家長會，進了校門我都不知道他的教室在哪兒。後來他奇怪地問我：“媽媽，您怎麼也會有空給我開家長會啊？”也許，正是這種常懷愧疚的心態，才催生了我的感恩之心、奉獻之心吧。因爲感恩，我想奉獻。因爲奉獻，我得到了居民的認可，我覺得自己和社區的居民們成了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