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袁了凡立命篇》印版（局部），嘉善博物館藏

（明）為善最樂銅鏡，嘉善博物館藏

　　4月25日，“善行天下──袁了凡”全國巡展天津站在天津博物館正式開展。該展覽以袁了凡善學思想發展為主線，著重解讀他踐行的《功過格》，以及《了凡四訓》《寶坻政書》等著作中的善學思想，探索袁了凡善學思想與當代價值體系的內在聯系。

　　晚明善學集大成者袁了凡，浙江嘉善人，1588年至1592年出任寶坻知縣。他在任期間，全力投入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等建設，免賦、治水、勸農、興學、倡廉、寬刑，政績卓著，從根本上改變了寶坻的面貌，成為寶坻自金代建縣以來最受稱道的賢縣令。其傳世名著《寶坻政書》《了凡四訓》對他在寶坻的行善經歷和人生感悟多有記述。寶坻是了凡善學的重要發源地和傳承地，在天津文化史上書寫下精彩一筆。

　　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袁了凡剛上任就鄭重聲明“素有體物恤民之志，今將實見之行事”，並發誓“若做不到，天誅地滅”，可見他勤政愛民的抱負和決心。隨後政績證明，他以淵博學識和深廣智慧出色地實現了承諾。作為心系百姓的官員，他總是善於發現、直面並解決問題，因此他勤奮理政，夙夜在公，為百姓減輕負擔。

　　袁了凡初到寶坻時形勢嚴峻，連年災荒，餓殍遍地。他盡力勸阻逃難者，並妥善安置，及時向上級申請開倉放糧，多方調劑，排除萬難，保全飢荒中的民眾。他展開全縣人口普查，把救助孤寡貧老等弱勢群體作為重要政務，還創造性地實施“以工代賑”等有效措施。

　　袁了凡借鑒朱熹建“社倉”（亦稱義倉）辦法，建立帶有公益互助性質的糧倉，借給百姓口糧和種子，以度過春荒，保證春耕。放糧前，先查核登記，根據農戶情況酌量供給，秋收後還倉。袁了凡還激勵農戶平時勤勞協作，早日還糧，並嚴懲奸商借機謀利的行為。興建義倉作為儲糧備荒的一種糧食安全機制不斷推廣，逐漸成為一種民間公益性救濟減災的社會習俗，被後世譽為“備荒第一良法”。

　　袁了凡極為重視農桑，蒞任就走遍轄區全境考察，看到大片土地荒蕪，多是濕窪鹽鹵之地，於是親自規劃制成墾荒圖冊，交付各裡長督責開耕。他精通農學，觀察土壤顏色，便知適宜種植何物。凡是肥沃土地令種主糧，貧瘠土地則種豆子等雜糧，各隨其宜。鹽鹼地開溝引水使之淨化，再種耐鹽鹼的植物以改良土壤，逐漸將不毛之地轉化為豐產田；低窪濕地種蘆葦等植物，以增強地力，改善生態環境。不到一年，他就開闢出相當於原有面積四分之一的農田。官署內空地，他讓全都種上蔬菜以自給自足，不使家屬無事而食，養成懶惰習慣。

　　治理水患 推廣水稻

　　寶坻地處海河水系下游，多洪澇災害。袁了凡根據實際情況，提出涉及全流域的治水規劃：先清理主乾河道，再到支流，最後到田間的灌溉溝渠，一層層地疏通河道和修築堤壩。他還聯系薊州等周邊臨縣一起協作治水，並組織人力，開挖新河，引導河水直接入海，減少水害。

　　袁了凡帶領百姓沿海岸植樹造林，每當海水泛濫，泥沙被衝上岸後，遇到樹林阻擋而淤積下來，久之就形成一道堤壩，以此防止海水倒灌。在此基礎上，他因地制宜，發展農業，督導建造水車、水閘，構建引水灌溉的河渠網絡，築堤防澇，教民種稻，因勢利導，變水患為水利。當地百姓以“袁公壩”“袁柳”的稱謂，銘記其功德。寶坻直到現在還存有袁公渠、袁公橋等治水舊址。

　　袁了凡從家鄉引來優良稻種推廣，在寶坻歷史上是件“破天荒”的盛事，極大提高了糧食產量。由此，他成為天津歷史上“南稻北種”第一人，比明末科學家徐光啟來天津試驗種稻還要早30餘年。林則徐在《畿輔水利議》中，提及袁了凡在天津推廣水田之事，對其做法與經驗評價甚高。寶坻現常年種植水稻30萬畝，是天津最大的水稻產區，為北方水稻主產區之一。

　　為實現綜合治理，袁了凡在對京津冀地區進行實地調研基礎上，寫成專著《皇都水利考》，對華北主要江河湖泊水系進行考察，並對相關流域的土地使用、農田灌溉和糧食產量等情況做了全面的記述。該書對當今京津冀一體化的生態保護和水利建設，仍很有參考價值。他根據寶坻特點編撰並親手繪制插圖的《勸農書》是農田水利的經典著作。他把《勸農書》分發到全縣農民手中，對普及農業技術、提高農民種植技能、指導農業生產都起到促進作用。這是天津歷史上最早的農業專著，在我國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向善立身 慎獨立品

　　袁了凡將“祛惡揚善”作為施政的座右銘，忠實履行居官職責，時刻警醒自己。他注重歷事煉心，把儒家的治心修身引入善政實踐。袁了凡建議人手一冊《功過格》，把每日所行之事，或善或惡，隨手記下來。月底聚會相互檢視，一起改進德行，年終再進行大總結。經袁了凡倡導，《功過格》明末清初已成為士人之聖書，並在善書思想發展史上“產生了劃時代的意義”（日本著名學者酒井忠夫語）。

　　袁了凡為官清正廉明、節支簡政、崇尚儉朴，營造出良好的修身和團結氛圍。他強調“民間風俗，自當官府敦之”，以良好的官風來引導民風。他深知“善政必簡”，要求各部門厘清職責，以便民為要務，簡化工作流程。他將訟案按類分工，隨來隨審，隨審隨結，公堂無積案。百姓犯罪後，他一定會敦勸其悔過自新。他還取消攤派給百姓的苛捐雜稅，對各級職員訂立賞罰分明的措施，確保政務的清明、簡便、流暢。

　　袁了凡出行輕車簡從，不用儀仗，每當巡視鄉間，遇到百姓生產生活的各種難題，當即“現場辦公”解決。他體恤民生，休養生息，為百姓脫厄解困，實施拯民於水火的“千般善政”，並為民請命，力爭免除了“車運皇木”“進貢銀魚”等繁重差役。在具體行政過程中，袁了凡展示出非凡的協調能力。如，皇親國戚在寶坻的莊田是縣政一大難題，管莊太監飛揚跋扈，強取豪奪，橫行不法，他努力保證行政事權的統一，使縣民得免橫征暴虐之苦。他還努力搞活經濟，重視教育，親自講學，使農工商和文化協同繁榮發展。

　　袁了凡常說“為善最樂”，一直以仁愛善心滋潤著百姓，用不斷行善提昇自己的道德水准。作為官員，他的愛自然最多地表現在親民愛民上，深受寶坻人民的愛戴。在袁了凡身上體現出真善美的高尚品德，達到了古代官員道德境界的頂峰。他的善政使寶坻積弊消除、倉庫充盈、文教盛行、百廢俱興，成為縣治和教化的典范。

　　袁了凡在知縣經歷中所接觸的民生疾苦使其勸善思想更加深刻並發展成熟，成為他後來在江南倡導善書運動的重要思想來源。袁了凡善政善學對於社會良好風尚的培育起到積極作用，對今日黨政乾部強化自我修養、提昇治理能力和水平也有很多啟益。（趙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