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梁的政治思想

　　季梁在與隨侯談論民神關系時，提出了“修政而親兄弟之國”的主張。所謂“修政”，即對內整頓國家政治；所謂“親兄弟之國”，即對外與兄弟國家互相親善。這就是季梁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

　　季梁認為，要對內整頓好國家政治，必須把“道”作為行為准則。他對“道”作了解釋：“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季梁提出這一政治理論，是在公元前706年，這在我國政治思想史上尚前無古人。北方人士中最早提出與此相類似的主張，是《左傳·僖公十九》年所記宋司馬子魚的話：“民，神之主也。”事有公元前641年，比季梁晚65年，而且不如季梁所講那樣鮮明透徹。春秋時代，北方佔主流地位的政治理論比季梁的政治理論落後得多。如《左傳·襄公十四年》所記晉樂官師曠的話：“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事在公元前559年，比季梁晚147年。季梁的理論是“民–神—君”，師曠的理論是“君—神—民”，彼此適得其反。師曠，又是音樂家，又是思想家，相傳創作過《陽春》、《白雪》兩首名曲，而且發表過一些屢試不爽的預言，備受尊崇。但與季梁相比，師曠的政治理論反而顯得倒退了。中國的民本思想肇源於《尚書》，這是史家公認的。《尚書·五子之歌》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尚書·泰誓》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標榜民“本”，季梁闡揚民“主”，民“主”比民“本”進了一大步。即使是比季梁晚大約200年的孔子，其政治理論還是不如季梁進步。可以這麼說，季梁極力推崇的“道”，既以民本思想為基點，又超越了這一思想，他不愧為開我國古代民“主”思想之先河的政治理論家。也正是由於季梁的政治理論極富民“主”色彩，所以，他對隨侯荒淫無度、不理朝政的現狀表現出懮慮與激憤：“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季梁的政治思想與其哲學思想是息息相關的。他認為，在牲肥碩完整，只是表明“民力之普存也”；黍稷清淨豐盛，標志著“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把甜美芳香的美酒獻給神，象征著“其上下皆有嘉而無違心也”。不難看出，季梁拓牲肥碩、黍稷豐盛、旨酒芳香都歸功於“民力”，歸功於“民和”和君民“皆有嘉德”。這是“民為神主”思想在政治方面的體現。

　　為了使整頓國家政治的主張不流於空泛，季梁向隨侯提出了“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的施政方針。他還以為，如果按照他的政治思想治理國家，就會“動則有成”，無往而不適。

　　“親兄弟之國”的外交方針是季梁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所謂“兄弟之國”，指漢水迤東、江淮之間的眾多諸侯國。這些國家，或為姬姓，或為異姓，它們生存於晉、楚兩個大國之間，一方面朝晉墓楚，另一方面又互相攻伐。對周王朝也是時叛時服。即如《國語·鄭語》所言：“桓公為司徒，……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而“漢東之國，隨為大”。置身這樣的境地，隨國如果不同周圍的國家建立友好的外交關系，不但會首當其衝地受到大國的討伐，而且諸小國也會群起而攻之，隨國就難以立足了。季梁正是在客觀地分析了這一現實的基礎上，纔提出了“親兄弟之國”的外交政策，這是與隨國所處的地位與特殊環境相適應的。

　　季梁親善鄰國的外交政策在隨楚關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實施。春秋時期，楚國作為地方的第一強國，拓疆並土，滅國撫民，對漢陽諸姬乃至中原諸國發動了極為頻繁的戰爭。然而在整個春秋時期，楚隨之間的戰爭見於文獻記載的僅為三次。在楚對隨發動的三次進攻之中，第一次楚國不戰而退，第二次和第三次楚國雖獲小勝，卻仍然以盟會告終。此中奧秘，在楚昭王奔隨、隨人拒絕向吳人交出昭王時的一段話中露見端倪。隨人對吳人說：“以隨之闢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盟誓的內容，史無明文，但從隨人的語氣來看，不外乎是指楚隨之間互不攻伐、互惠互利。這證明隨人在處理與楚的關系上奉行了季梁的外交政策。

　　正是由於隨人在同楚人的關系上恪守著季梁的既定外交政策，所以戰國時期，楚國“南卷沅湘，北繞穎泗，西包巴蜀，東裹郯邳，穎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大地計眾，中分天下”，卻仍然把隨國置於自己的卵翼之下，不遷也不滅。

　　也正是由於季梁外交政策的效應，嬴得了楚王對隨侯的分外尊重，從而在曾侯乙死後，楚惠王把作為楚王權象征和音樂表率的鍾當作禮饋贈。

　　在《左傳》、《國語》等典籍中，很少見到隨國與周圍一帶兄弟國家乾戈相加的記載。相反，與隨相鄰諸國的一些青銅器在隨境內相繼出土。這些文物，當多為酬贈聘媵之品。這說明季梁的政治思想已在隨人心目中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也說明自季梁以後的歷代隨侯基本上沿用了“親兄弟之國”的外交政策。可以認為，隨國之所以成為漢陽諸姬中國祚最長的國家，是歷代隨君奉行季梁政治思想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