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梁是春秋早期的隨國賢大夫，生活在“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不僅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還是偉大的哲學家。從文獻上看，有關季梁的記載並不多，《左傳》僅二處，《隨州志》有二十多處，其中《左傳·桓公六年》的記載最重要，其內容涵蓋了政治、軍事、哲學等諸多領域，思想十分深刻，既深刻畫出季梁愛國懮民、修政治國的大賢形象，又刻畫出他深刻洞察世理的智者形象。公元前706年楚侵隨時，勸諫隨侯內修政事，外結鄰國，不與楚戰，避免了一次戰禍。公元前704年楚復侵隨，季梁建議楚偏師，避其主力，隨侯不聽，致遭失敗。戰後楚終因隨有季梁，遂與隨訂盟而還。季梁死後葬於今隨州市東郊義地崗，建有墓祠，為後世所敬重。

　　季梁的哲學思想

　　季梁的哲學思想資料，僅見於《左傳·桓公六年》所載季梁與隨侯關於民神關系的一段對話。針對隨侯重神輕民的思想，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這裡，“民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哲學思想的精髓。

　　我國進入夏商奴隸社會以後，就逐步出現以上帝祖先崇拜為核心的天命神權論，並成為夏商奴隸主階級的世界觀。周人從商人手中奪取政權的同時，把天命神權的世界觀也接受了過來，把上帝作為主宰一切的絕對權威。當時的意識形態，無不由天命神權思想所派生，或與其緊密結合在一起。當時的政治，就是天命神權政治。直至春秋初期，整個社會依然籠罩於濃郁的神論氣氛之中。然而，身為隨國大夫的季梁卻勇敢地衝破神論的氛圍，把“神為民主”的傳統觀念顛倒過來，在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學觀點。這裡的“主”，當為“主宰”之意。民主宰神的思想是對我國進入奴隸社會以來佔統治地位的天命神權思想的大膽否定，為起於青萍之末的無神論思想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我國哲學史和無神論發展史上都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為神主”的觀點，是對西周以來出現的怨天尤人思想的重大發展。在西周初年，少數比較能正視現實的統治者，如武王、周公等本來對天命有所懷疑，但出於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需要，對這個神聖的光輪不能不給以修繕和涂抹。到厲幽時代，隨著奴隸制的日益衰落，周天子的權威日漸式微。上帝，這個地上王權在天上的投影也日漸退逝它那神秘的光彩。於是，一股“怨天”、“咒神”的思想應運而起。這種思想，比較集中地反映在《詩經》裡。在《大雅·蕩》中，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蕩蕩上帝，下民之闢。疾威上帝，其命多闢。”在《小雅·雨無正》中，作者詛咒提更凶：“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周。昊天疾威，弗慮弗圖。”盡管西周末年人們對天命神權已開始產生懷疑，並敢於對上帝提出質問咒罵，但是人們在神面前還是無能為力的；他們雖然對神的地位表示不滿，卻未能動搖神權的主宰地位；他們已朦朦地意識到上帝並非人世吉凶禍福的裁決者，卻沒有認識到人的重要的作用。這正是一個需要聖哲的時代！和梁作為統治階層中開明的思想家，踏在人們怨天咒神的浪尖，提出了“民為神主”的觀點。他進一步解釋道：民是主，神是從；如果民心背離，鬼神要降福也無能為力。所以統治者唯有“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纔能“庶免於難”。

　　季梁提出民是神的主宰，尚未徹底否定神權的存在，神的幻影並未從他的觀念中最終消失。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把他視為我國歷史上無神論的先驅。首先，季梁雖然未能擺脫神學的羈絆，但他卻將神從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上；而在他之前，人們只是停留在對天的怨恨與咒罵上。僅這一點，就足以使他超過他之前所有討論民神關系的人。而神權地位在他思想中的驟然墜落，無疑表明他對神權的漠視。其次，有神論的核心是突出天命神權，季梁則針鋒相對地強調人的地位，這無異於要把神的地位從人事中排除。這正是區別有神論的重要標志之一，應屬於無神論的范疇。

　　我們說季梁不愧為我國歷史上無神論的先驅，還在於繼他之後而出現的一些無神論者，尤其是戰國時期一些著名的無神論思想家，幾乎無例外地受到他的啟示，並且不同程度地受到他那凝聚著無神論因素的“民為神主”思想的潤澤。

　　戰國時著名兵家尉繚說：“蒼蒼之天，莫知其極；……求已者也。”尉繚強調人事要立於“求已”，而不求之於天，這種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季梁“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的思想的啟發。

　　荀況是戰國時期無神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無神論思想中最光輝的部分是他關於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論述。他認為：民“最為天下貴也”。這顯然是對季梁的“民為神主”思想的發揮。他還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這種肯定人是大自然主宰的思想，是對季梁的民為主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韓非是戰國時期又一位著名的無神論思想家，他指出人事的成敗、興亡等皆在於人為。他說：“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神。”這種富貴、貧賤、禍福皆決定於人事的思想，在季梁思想中不難找到原形。季梁認為，如果不以民為主宰，社會“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說韓非受到季梁無神論思想的影響是不為過分的。

　　恩格斯曾經指出，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季梁的“民為神主”的思想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春秋以來，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封建生產關系在一些發展國家裡相繼出現了，奴隸制逐漸地走向解體的道路。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革，不能不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引走相應的變化。由於奴隸主階級的統治思想是天命神權論，因此，封建生產關系的興起必將引起神權的動搖。季梁作為統治階級中的開明思想家，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纔敢於對天命神權的主宰在位予以否定。

　　在春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貴族的斗爭中，在大吞小、強凌弱的激烈的兼戰爭中，統治集團中的一些開明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的重要性，這也是季梁重民輕神思想賴以產生的重要條件。季梁正是站在前人建築的橋梁和奠定的基礎上，提出了“民為神主”這具一有朴素唯物論色彩的哲學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