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梁的軍事思想

　　季梁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他那蘊含著朴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因素的軍事思想，不只在西周以至春秋初期無以過之，就是春秋末期著名的軍事家孫武的軍事理論，也顯然受到他的軍事思想予以比較，借以窺視季梁軍事思想在我國軍事史上的地位。

　　透過事物某些現象和假相去分析事物的實質，是季梁軍事思想中的閃光之處。《左傳·桓公六年》載：“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薳以待之。隨人請少師董成。斗伯比言於楚子曰：‘……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嬴師以張之。’……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利之。季梁止之……”季梁正是透過楚人“求成”的現象和“嬴師”的假相，看出了楚人侵略的實質，因此，當隨侯將要依狂妄自大的少師之意追擊楚軍時，纔能出面制止，並戳穿楚人的陰謀，他說：“天方授楚，楚之嬴，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季梁的這一軍事思想，被後來大軍事家孫武加以總結和發揮，成為著名的戰爭指導原則，即“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者；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把矛盾的運動及其轉化原理運用於軍事之中，是季梁軍事思想中十分寶貴的內容。《左傳·桓公八年》載：“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面對楚軍的強大攻勢，季梁不是應戰，而是主張行卑詞求和，待“弗許而後戰”。季梁是基於這種考慮的：隨求和不許，隨軍便意識到唯有死戰別無他路，這樣一來，將士就會勇氣倍增；另一方面，楚軍會因為隨人的求和而懈怠斗志。孫武則把季梁的這一軍事思想表述得更加准確，他說，為了激怒士卒，長其斗志，必須將士卒“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可以說，孫武關於矛盾雙方不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季梁的軍事思想的提煉和昇華。

　　不墨守陳規，靈活機動地指揮戰爭，也是季梁軍事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上文所述桓公八年楚隨戰斗中，少師根本無視季梁“弗許而後戰”、“怒我而怠寇”的作戰方針，力主猝然迎敵。季梁眼看無法遏止，喻靈活機動地提出了新的作戰方案。“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季梁這種靈活機動、避實擊虛的戰略思想，在《孫子兵法》中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和發揮。《孫子兵法·虛實》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制勝者，謂之神。”至於《孫子兵法·計》中“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戰略思想，很可能也受到季梁“避實擊虛”戰略思想的啟迪。

　　季梁軍事思想的難能可貴之處，還在於他已朦朧地意識到政治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因此，對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的成敗，人主張從“道”上來尋找原委。他說：“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即以為小國之所以能夠戰勝大國，是由於小國有“道”，大國暴虐，雖說季梁對“道”的具體內容和確切含義未予說明，但這個“道”是指統治階級的政治策略則是沒有疑問的，無獨有偶，孫武在論述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時，也把“道”放在了首要位置。他指出：“經之以五，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這就是所謂“五事”，而“道”居首位。不僅如此，孫武在論及決定戰爭勝負的“七計”時，同樣將“道”列為第一。他說：“主孰明？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孫武還對“道”的含義作了解釋，他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民弗詭也。”由此可見，孫武所謂“道”是指統治者的施政方針，這與季梁所說的“道”的內涵大致相同，很可以能是受到了季梁政治決定軍事這一朦朧意識的誘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