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 為西漢初對策

天人三策稱聖意 董生一舉天下知：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景帝是繼文帝之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班固論當時形勢曰：“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漢書·公孫弘傳贊》）在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制禍患於未發，防斯民於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松統治的好。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漢武帝的身上，漢武帝的繼位，給西漢社會帶來了新氣象，也給儒學帶來了復興的希望。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三生之幸！

漢武帝劉徹，是景帝的中子，愛好文學，崇尚儒術，雄纔大略，朝氣蓬勃。他講文治，修武功，北擊匈奴，南撫百越，西通西域，東郡朝鮮。西漢帝國聲威大振，號稱極盛。他在位時期也是西漢人纔最盛的對期。《漢書》稱贊說：“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薦）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制誥）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莊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調制音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托孤）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公孫弘傳贊》）真是人纔濟濟，群星燦爛，“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同前）！西漢此時之所以如此群賢畢集，廣得異材，固然與漢武帝本人雄纔大略的感召力有關，更是他求賢若渴，不拘一格選拔人纔的直接效驗。而其選拔人纔的有效手段，便是經常性下令郡國及百官公卿舉賢纔、薦奇士和下令郡國立學校、修儒學。據《漢書·董仲舒傳》所載，漢武帝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纔（秀纔）孝廉，皆自董仲舒發（倡議）之。”可見漢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選舉與儒學，而選舉和儒學的提倡則發自董仲舒。由一個儒者之議影響朝廷的決策，由正確決策導致群士向慕，再由人纔群集而迎來西漢帝國的極盛局面。於此，誰還會說德生無用呢？此乃“無用”之大用！“無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這次應舉者百餘人，莊助為舉首；公孫弘以明於《春秋》中選，為博士；轅固生亦以賢良應征。其餘學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之言，操蘇秦、張儀縱橫之說者，一概罷黜，不予錄取。董仲舒是否參加這次對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對策，《漢書·武帝紀》記於六年後的元光元年（前134），《資治通鑒》載於建元元年。《漢書》所記可信。對策說“今臨政願治七十餘年”，從高祖元年（前206）至建元四年（前137）纔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對策，不得稱“七十餘”，而至元光元年則為七十四年，可以說“七十餘年”。

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對，很可能與當時政局有關，那就是竇太後仍然健在。竇太後是文帝皇後，景帝母親，武帝祖母，她好尚黃老，憎恨儒學，菲薄五經。武帝即位，被尊為太皇太後，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首肯。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事實上，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後的嚴勵摧折。元年夏，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竇、田傾向儒學，推薦儒生趙絡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用“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商議明堂禮制。似乎墜給將振，”儒運當興。趙綰一時得意，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後，以便推行儒術。結果竇太後大怒，私下調查出趙綰、王臧貪污事實，責問漢武帝，武帝將二人下獄，迫令自殺謝罪。竇嬰田蚡亦免職反省。申公以老疾為由，旋歸故裡。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個建元時期，儒學都受壓抑，在艱難中掙紮。直到竇太後亡故之後，儒學纔真正迎來了復蘇的春天。董仲舒也纔應時而出，適時地喊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長期郁積的心聲。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後死，黃老之學的最後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蚡復出為丞相，堅冰已經打破，阻礙已經消除。‘司馬遷說： “及竇太後崩，武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儒林列傳》）。儒學的真正復興和走俏是在竇太後崩後，而為儒學的走紅作好理論准備和輿論准備的，則是次年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如果以竇太後薨作為漢代學術崇尚的轉折點，那麼董仲舒的對策無疑就是儒運宏昌的開端。

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系問題，史稱《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後被班固全文收在《漢書·董仲書傳》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問題。漢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為何有善惡良莠之分？當務之急，“何修何飭”，纔能使“百姓和樂”，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說，有天命存在，災異就是天與人的對話：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天人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國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現災害來譴責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異現象來警告他；如果還不知悔改，天纔改變成命，使其喪邦失國。這就是“天人感應”，天和人可以互相感應，互相影響。他說王者將王天下，天必出現一種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尚書》記載，周之文武將興，兵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有火覆蓋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動，變成了紅羽烏鴉。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憑空產生的，她是對美德的報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積善累德” 的效驗。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就是這個道理。那麼災異又是怎樣產生的呢？他認為這是“廢德教而任刑罰”的結果。刑罰不中就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氣聚於上，上下不和，陰陽之氣就不會協調，陰陽失調就產生妖孽，於是災異就出現了。天瑞與災異雖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據帝王的所作所為作出的應答。 對於人性善惡問題，董仲舒說：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質屬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與不仁，壽命有長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會環境（治亂）作用的結果。天命無法改變，而社會環境卻可以改良。

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向風而倒）。”因此，堯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長壽，桀紂行暴政其民就貪鄙夭折。可見人民的好壞善惡全在你皇帝老兒的所作所為了。“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塑造）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熔爐），唯冶（鑄造）者之所鑄。” 當務之急該怎麼辦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說，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緒，找到一個“正”字。《春秋》開篇即說“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後，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後，春是天體運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動方式，這個排列順序表達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為（天道），而下正其所為（人事）”。那麼王者要有所為就當求之於天道了。天道是什麼？他說：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陰陽，人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以生成為意。可是“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施虐政於天下，而望德教遍於四海，豈不是南轅北轍麼？ 正始之意亦發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魯隱公元年”，為何謂一為元呢？他說：“一者萬物之所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一是萬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為首，為大。稱一為元，即是說要重視開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與不正，就視你君心正與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沒有邪氣乾擾於天地之間，陰陽調和，風雨得時，五谷豐登，民生幸福，四海來賓，若此，福物祥瑞，莫不畢至。 正始是統治者自正，教化則是正民。董仲舒認為當時“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他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質利益的，不用教化為堤防就會有作奸犯科之事發生，因此帝王臨馭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庫序以化於邑，漸（浸潤）民以仁，摩（砥礪）民以誼（義），節民以禮。”自古以來，凡是“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都是由於“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更化講革除積弊，改弦更張。聖人繼亂世，應當乾淨徹底地掃除其殘風餘孽，萬象更新，然後再修明教化來美化風紀。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秦始皇反對習儒雅，禁止民間扶藏詩書，拋棄禮義，盡滅先王之道，獨斷專橫…真是“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纔15年便滅亡了。漢承秦制，無所更改，“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鄙薄丑惡，人民卑劣囂頑，好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級下流到了極點！於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惡習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詐。正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無濟於事。孔子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粉飾）也。”現在漢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糞牆，不加革除，終不可救。他比喻說：“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同理，“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家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卻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當更化而不更化”所致。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內容就是勵行“仁義禮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話，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為治的惡政，改變漢初因循守舊的惰習，力行儒家仁義禮智，積極有為的政治風化。

第二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暢言時事，縱論古今。廣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煥然而不浮誇，真可謂文美辭豐，理正義嚴，深得愛好文彩、傾心儒學的少年天子喜愛。《論衡》說：“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豈為虛語哉！本傳說“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欲盡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個問題，一是關於黃老無為和孔孟有為的向題。武帝問：堯舜之時，“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時，勤勉工作，“至於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難道不同麼，“何勞逸之殊也？”董仲舒說那是由於 “所遇之時異也”。堯在位時，“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為相，“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周文武則不然，“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混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無為與有為皆有其歷史合理性。不過現在是：漢承秦敝，非力行有為不可！

二是黃老尚質與儒學尚文問題。武帝問：“儉者不造玄旗黃旗之飾”；可是周家，卻甚其文飾。難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嗎？有人說“良玉不琢”，又有人說“非文無以輔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說，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異貴賤，勸有德”的，孔子說，過分奢侈太驕矜，過分儉朴又鄙陋（“奢則不遜，儉則固？），可見過儉也不是恰當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資質潤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證：“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問題。武帝問：周之成康，刑罰不用，四十餘年，囹圄屢空；秦人用嚴酷之刑，死者甚眾，卻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義，有周公制禮樂，到成康時纔出現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漸（浸潤）而仁義之流（風化），非獨傷肌膚之效也。”秦朝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貪狠好戰為俗，又沒有文德教訓於下。於是在上者貪得無厭，在下者風俗澆薄。再加之任用“殘酷之吏”，聚斂無度，民失其業，“群盜並起”，因此刑雖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現實問題。武帝問：我注意農本，任用賢人；親耕籍田，勸孝崇德，問勤恤孤…為了天下真是夙興夜寐，“盡思極神”了，但“功德休烈”並未實現。“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其因何在？董仲舒認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勵”，三曰“長吏不明”。前者說的是指導思想，“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學的仁義之道，言武帝雖則兢兢，但未從仁義之道出發，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澤，難以成就“功德休烈”。

後二者講教育和選舉問題。他說，皇帝一心求賢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礪，上哪去求賢呢？“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常是朝廷有求賢之詔，而郡國卻無賢可薦。於是董仲舒重申：“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纔；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和縣令是民眾的師長表率，起著承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師帥不賢，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揚，恩澤得不到流布。現在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還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與奸人為伍，使貧苦人民流離失所。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都是“長令不明” 造成的。董仲舒進而將矛頭直指當時的官制：漢代官吏的來源主要有“郎選”、 “任子”和“資選”。郎選，即皇帝近衛侍臣到期遷官；任子，二千石（高乾）可恩前子弟為官；貲選，即有錢人以錢買官做。這三種形式的任官都不考慮實際纔能和品行。他揭露說：“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貨，未必賢也！”加之官吏的昇擢又是論資排輩，“累日以取貴，積久而致官”，其結果自然是“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了。於是他提出“歲貢賢纔”“量纔授官”兩策。要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薦賢兩名以供宿衛；並以此考察大臣的賢否，如果所薦賢能則有賞，不賢則有罰。這就迫使大臣們以求賢識賢為事，天下之奇士就可得而使了，遍得天下之奇士，天下何愁不治！同時，在官員昇擢上，董仲舒疾呼： “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纔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這就使貪與廉、賢與不肖判然兩途，皎皎易識了。

第三策

第二策在意識形態上調合孔老，而歸宗儒本，這反映黃老思想在西漢流行數十年之後給儒者造成的畏懼心理，因為轅固生下圈斗彘、趙綰王臧下獄至死的殷鑒不遠；同時這也是董仲舒多年潛心研究諸子百家、悉心融合儒道之學的學術成就。他對西漢宮制的抨擊，也深中時敝。但是，他把西漢社會未臻大治的原因歸結為教育和吏制的失誤，這未免簡單化了。在武帝看來，其調和孔老有似於模棱兩可，其論世事又不深不透，自然不能讓亟欲刷新政體、力矯時敝、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滿意。於是三降綸音，重申天問。在策文中，武帝責問董仲舒對策“文彩未極”、“條貫未盡”，說理囫圇，欲言又止，難道是對“當世之務”有所顧慮，對“王聽”有所懷疑麼？要他就“天人之應”、“古今之道”與乎“治亂之端”，“悉之就之，孰（熟）之復之”，透闢說來，不要有任何顧慮。 對於天人問題，董仲舒進一步申明“天人感應”說，認為天是“群物之主”，包潤萬類，無不容納。“故聖人法天而立道”：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子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天有春生夏長冬殺，人也有仁慈德愛刑罰，天有是理，人有此行，這就是“天人之徵”。關於古今之道，漢武帝問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何“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是不是道也有不同？道也有弊端呢？言下之意：有沒有一個萬古不變，百世奉行，而又有利無弊的經常之道呢？對此，董仲舒作了肯定的回答，提出了影響千載同時又是毀譽不一的著名哲學命題：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對這一命題，學者多認為是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說： “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曾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固然董仲舒的天道論曾為封建統治階級服了務，無疑應加以批判和揚棄，但“天不變道亦不變”作為一個哲學命題，還是可以再討論的。其實董仲舒也強調變化，他曾說：“譬之琴瑟之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這就是“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