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 - 醉翁逸事

六一由來：公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在滁州時，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

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三朝言行錄》）

虛心求教

宋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歐陽修被貶滁州任太守。此後，他時常閑游山水，並與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結為好友。為便於他游覽，智仙和尚帶人在山腰蓋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歐陽修前去祝賀，為之取名為“醉翁亭”，並寫下了千古傳誦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記》。文章寫成後，歐陽修張貼於城門，征求修改意見。開始大家只是贊揚，後來，有位樵夫說開頭太囉嗦，便叫歐陽修到琅琊山南門上去看山。歐陽一看，便恍然大悟，於是提筆將開頭“環滁四面皆山，東有烏龍山，西有大豐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換上“環滁皆山也”五個字。如此一改，則文字精練，含義倍增。

行文求簡

歐陽修在翰林院任職時，一次，與同院三個下屬出游，見路旁有匹飛馳的馬踩死了一只狗。歐陽修提議：“請你們分別來記敘一下此事。”只見一人率先說道:“有黃犬臥於道，馬驚，奔逸而來，蹄而死之”，另一人接著說：“有黃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最後第三人說：“有犬臥於通衢，臥犬遭之而斃。”歐陽修聽後笑道：“像你們這樣修史，一萬卷也寫不完。”那三人於是連忙請教：“那你如何說呢？”歐陽修道：“‘逸馬殺犬於道’，六字足矣！”三人聽後臉紅地相互笑了起來，比照自己的冗贅，深為歐陽修為文的簡潔所折服。

文風嚴謹

據《宋稗類鈔》記載：有一次歐陽修替人寫了一篇《相州錦堂記》 ，其中有這樣兩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交稿後，他又推敲了一下，覺得不妥，便派人騎快馬將稿子追回，修改後再送上。來人接過改稿，草草一讀，很是奇怪：這不還和原稿一模一樣嗎？仔細研讀後纔發現，全文只是將“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改成了“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快馬追回的只是兩個“而”字。但他反復吟誦後，纔發現個中妙處。原來，改句中增加了兩個“而”字，意義雖未改變，但是讀起來語氣由急促變為舒緩，音節和諧，增加了語言抑揚頓挫的音樂美。

“修”與“羞”（此事真假存疑）

從前，有一個單科秀纔，總是覺得自己了不起，文如錦繡，詩如蓮花。四下張望，只有一個叫歐陽修的，能和自己相比。一日，這秀纔背起行囊，拿了一張地圖，要對歐陽修進行文學訪問。那真是，一臉得意，萬種豪情。心想，定要訪他個啞口無言，乖乖地亮出免戰牌。說話間，秀纔來到河邊，上船的時候，歪腦袋看見一棵枇杷樹，好秀纔，出口成吟：“路旁一批杷，兩朵大丫杈。”——要說嘛，這秀纔的前兩句還是挺順當的，可不知怎麼，總是後勁不足，後面就憋不出來。要說天下的事兒，就是一個巧。正巧歐陽修也來過河，隨口說道：“未結黃金果，先開白玉花。”秀纔一聽，拱手贊道：“想不到老兄也會吟詩，對得還不錯，不失我的原意。這可是詩人興會了。”

說話間，船老大已經開船了，批杷樹漸行漸遠，秀纔見河中有一群鵝，有的鵝潛水，有的鵝灌水，詩興又起，脫口念道：“遠看一群鵝，一棒打下河。”

話說秀纔兩句出口，又沒詞兒了。歐陽修順口接道：“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秀纔大喜：“?！看來老兄肚子裡還真有點貨，竟能懂得我的詩意。那秀纔大步流星，從船頭跨到船尾，向歐陽修伸出雙手，一邊跑一邊說：“詩人同登舟，去訪歐陽修。”歐陽修連忙把雙手高高拱起：“修已知道你，你還不知修。”

歐陽修

修河

宋慶歷八年(1048年)，黃河決於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陽東北)，河水改道北流，經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靜軍等地，至乾寧軍合御河入海。當時因年荒民困，沒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於館陶郭固口決口，四年堵塞後流勢仍不暢，引起了北流和恢復故道東流的爭論。至和二年（1055年），歐陽修極力反對回河東流，連上兩疏陳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當時“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的嚴重形勢，認為在“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際，以“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裡之長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許，而且會引起“流亡盜賊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據自己的觀察體會，首先從分析黃河淤積決溢規律出發，闡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說：“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接著他又分析了京東、橫隴河道的具體情況，指出：“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裡；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時，歐陽修還認為，河渠司李仲昌等議開的六塔河，寬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並斷言

六塔河“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歐陽修的奏疏未予采納，朝廷命加緊堵口，開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決口塞而復決，回河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