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文

　　曾鞏作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和《隆平集》傳世，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他的興趣主要在於史傳、策論一類的應用文。尤其是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對史傳碑志的寫作較有研究。對他有關應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和總結，對現代應用文的發展不無指導意義。

　　應用文起源於堯舜時代。他在《辭中書捨人狀》中論述應用文的歷史發展時，斷定應用文起源於堯舜時代。在唐、虞、夏、商、周時代。君主一方面創新政事，按百官的實績賜與爵位和恩惠，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一定要有詔、號、令、命一類的應用文詔告天下，傳達君主的意圖。於是君主挑選聰明、纔能出眾、工於語言的文學大臣載於典冊，使君主的意圖傳布暢達，施行於天下，傳於後世，這樣就產生了應用文，以作為教化治理的工具。“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逸、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散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辭中書捨人狀》)應用文起源於堯舜是他根據有聖君就有應用文推斷出來的。因為聖君要治理國家，治國的號令要使天下人周知，唯一的途徑就是借“能言之士”通過文字傳達，應用文是治理國家所必須的。”蓋聖君難諭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後是於文辭”(《謝中書捨人表》最早的應用文見於甲骨卜辭，是現今通行的說法，曾鞏認為應用文的起源早於甲骨卜辭。這種說法還是可信的。其一，符合應用文為應用而產生的實際；其二，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據近年考古研究的資料表明，漢字歷史可遠溯到五六千年前。(節選自《應用寫作》學術月刊1995年第1期《曾鞏應用文論》)

　　主要著作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並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總是以“仁”為懷，“除其奸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齊州雜詩序》)。由於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對王安石變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認為法愈密，則弊愈多。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滿，提出“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戰國策目錄序》)的觀點。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對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動上，他能夠維護新法，在齊州為官時，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樂業。曾鞏的散文創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師承司馬遷、韓愈和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把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他在《南齊書目錄序》中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他強調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纔足以發難顯之情，寫“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衝和”見稱。《宋史》本傳說他“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