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獻中最早出現“中國”一詞是在《尚書》的《梓材》篇中，以及上世紀60年代出土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中。它們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反映西周初建時期對“中國”觀念的確立和以“中國”之名德行天下的誥訓、宣諭。但這些還都不是具有獨特形態的文學作品。“中國”作為一種文學主題出現在文學作品中，要等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危機四伏，“中國”之名再一次激起了人們的渴望與呼喚。

　　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較早也較多地記錄了“中國”一詞，分別出現於三首詩中共七次：

　　1.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民勞)

　　2.惠此中國，以為民逑。(大雅·民勞)

　　3.惠此中國，俾民懮泄。(大雅·民勞)

　　4.惠此中國，國無有殘。(大雅·民勞)

　　5.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大雅·蕩)

　　6.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大雅·蕩)

　　7.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蒼穹。(大雅·桑柔)

　　據《詩序》、《鄭箋》等記載，這三首詩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周厲王時，暴政荒淫，因而遭到召穆公及周朝卿士芮良夫的諷諫，這三首詩即是他們的諷諫作品。這可能是中國文學中第一批明確地以“中國”為主題和抒情對象的作品。

　　如何理解和評價《詩經》這三首詩中出現的“中國”？歷代經學家或注“中國”為“國中”，或注“中國”為“京師”，並無不妥。但我們今天還應指出以下幾點。

　　首先，起碼到西周時，“中國”已不同於“國中”，它除了“國之中”而外，已將“中”作了優先性的強調，表明是指中央大邑即京師。這是歷代《詩經》注家都認同的。現代學者進而將“中國”解釋為指整個京畿地區，也是不錯的。因為“中國”一詞在《詩經》中的所指范圍看來既明確，又有所開放。“國”，在諸候是周王室的封邦建國即封國，而在周王室則是自封的受天命居天下之中的“中國”。“中國”超越“國中”的結果是，“中國”為周王室所專有，象征著天賦般的中央權力，而不會將其用在諸候國身上。召穆公等指責厲王而懮心如焚就在於他們面對的不是一般的封國，而是“中國”。

　　其二，《詩經》中的“中國”由此延展出一種時空關系，如惠愛“中國”，是為了綏安“四方”，“中國”一詞也可以包括京畿地區加上“四方”封土的偌大時空。“中國”因此也成為有周一代“封邦建國”的“中國化”國家實踐的一個必然結果。之所以有眾多封國之舉，是因為有周之“中國”；同時，之所以有周之“中國”，亦有賴於眾多封國的支橕。“中國”的安危，關系著“四方”的安危。中國與四方已聯結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甚至大有共名為“一個中國”的“大規模國家”或“大共同體”的意味。這已是《詩經》中的“中國”概念所顯現出的延展開放之實在趨勢。說其實在，因為此時的“中國”，惠愛她的理由，已是要“以為民逑”，即是說“中國”是用來聚合“中國”及其“四方”之民的；是要“俾民懮泄”，即使國中之民的懮愁得以流泄。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內”的自稱，“內奰於中國”，暗示了一個“中國/四夷”的內外互動的結構。

　　其三，這三首詩共同的情感主題是對“中國”的懮患意識。可見“中國”概念，在西周時也並未僅僅當作一個“名稱”，因為周王朝如果若想在“周”之外再擁有一個名稱意義不大，“周”之外之所以還需要一個“中國”，就在於“中國”實實在在地說明著周王朝的性質，從而成為周王朝的象征性概念。它的存在，不是可有可無的，起碼從文學上說，對“中國”的祝願、祈禱，乃至哀恫、憤懣，都變得富有理由和心理基礎，因為“中國”即所謂“天下中國”，象征著王朝的使命和天意，周王朝從這“中國”二字的天命責任中可以視野遠大，呼喚“旅力”，整合四方。周王朝得到了“天下/中國”的意識與責任，而中國文學也從此獲得了一種“天下/中國”的精神和境界，一種幾千年來不絕如縷的懮患情感。

　　二

　　不僅這三首詩一個主題表明著重要的“中國”性質，其實一整部《詩經》的編撰構成都隱含著一個“中國”框架的奧秘。

　　《詩經》的編排體例風、雅、頌，表示古人對詩的三種類別的認識。但是古人為什麼提出“風、雅、頌”這幾乎是中外獨一無二的文體概念？

　　《毛詩序》注重詩的內容的教化作用：“風是風化(感化)、諷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晚近以來，人們可能覺得這種詩經學的教化味太重，又流行認為風、雅、頌的區別主要從音樂角度講的：風是西周十五個諸侯國的土風歌謠，雅是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是用於祭祀祖先的宗廟樂歌。應該說，《毛詩序》所論風、雅、頌，仍然給我們認識《詩經》提供了一個古代詩歌源頭的某些真實情況：“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有者也。”細讀之下，我們會看清《毛詩序》對風、雅、頌的解釋完全是基於周王朝的國家理念、國土結構、國家結構及治理方式的，完全符合《詩經》作品所由產生的地域、人文風貌特點，面對這些特征我們會恍然有所悟，這不正是用“詩三百”的風、雅、頌三體在說明著一個“中國”的精義嗎？“中國”概念在西周時浮出水面象征著什麼？這在《詩經》中得到了最好的呼應。《詩經》用風、雅、頌三體覆蓋了中原華夏廣闊的時空，呈現出一種音樂性與詩性交相輝映的中國結構。進一步說，所謂風，其實就是覆蓋了一個大規模國家各“地方”的風俗詩、諷喻詩，即十五國風，當然，還可以“系一人之本”，更具體到多樣化的生命個體創作；所謂雅，就是覆蓋了西周王畿地區及體現中央權威政事和正統要求的政治詩、共同體詩、正統德性之詩，所以它形制四方之風，是言天下之事。風的“多”，與“雅”的“大”與“正”構成了一個“中國/四方”的典型結構。至於“頌”，為告祭稱頌先王先公的詩篇，正是在這種“風”與“雅”構成的空間維度上加上一種時間的維度，體現著崇拜列祖列宗的精神，也意味著具有持續性的中華正統意識。於是我們應該理解，為什麼中國文學會以這一部獨標於世的風、雅、頌匯集的《詩經》而成為蔚然大觀的源頭。

　　三

　　然後我們看《詩經》開啟的一種雅正中和的“詩教”，是一種基於“中國”理念的政治美學傳統和實用理性美學傳統。

　　在這裡，“中國”已沈淀為以“中”為本的理念。這種以“中”為本的理念隨著這塊東亞大地的區域土地和族群活動的“中國化”進程而成為貫通從政治治理到人生哲學、到文學藝術的普遍性價值，成為立國之本、立人之本、游藝之本。一部《詩經》為儒家所闡釋發揚的“詩教”，必需到這個“中”字裡邊，到我們先人的中國化實踐中去索解。對由《詩經》所出示的風、雅、頌的一體結構，以及賦、比、興的詩學要義，平衡與協調便成為組織和運作的首要問題，因此，這個結構的運作與協調必然地要求一個“中”的要義。而這種“中”精神也自然地成為《詩經》中的第一塊精神基石。《尚書·堯典》中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句朱自清稱之為中國詩學的“開山的綱領”的話，其要害一在發為心聲，二在發聲為和。中者，心也，和也。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所有這些儒家的，《詩經》的，天地、人心、藝術相貫通的普遍性哲學，其實都來源於“中國化”的古代國家和人的聯合的共同體實踐，發自於多元一體的“中國”結構及其“風、雅、頌”結構的內在需求，中正、平易、典雅、文質互勝、溫柔敦厚、合乎人性倫常，作為最具普遍性的基本價值，體現為政治、倫理、美學的三位一體的貫通和統一，導致“中國”的主流審美意識形態的形成。而我們應予指出的是，正是在這種大的“中國/四方”框架之下，地域文學、個體文學風格和生命也會有其無可替代的美學價值。《詩經》全部305首作品，“國風”部分就有160篇，足以顯示《詩經》的包容性和多樣性。同理，賦、比、興三式也使抒情和敘事、詩學和生活達成盡可能的統一。它的“中和”之美的功能有著廣闊概括力和開放的靈活性。“中國”主題在《詩經》中的集中出現，並不是作為歌頌的，而是作為具有諷刺、告誡意義的諷喻詩出現的。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說中國詩學的在多種生活功用間平衡協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