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思想界儒釋道三教融合的發展態勢，直接影響到當時社會文化的諸多領域。就文學方面而言，許多文學家主動出入佛道，閱讀佛道二教經典。在這一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作為晚明文壇上的兩位重要代表人物——馮夢龍、凌濛初也都積極關注和深入了解佛道二教的思想，並將佛道二教的思想內容吸收、融攝到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在他們的代表作“三言二拍”中，以勸善為核心的佛道倫理價值觀，直接影響到二人在故事選擇、思想表達、價值取向和社會實踐等諸多方面的取捨。

　　首先，佛道思想影響了“三言二拍”敘事內容的選擇。佛道思想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超越的理論體系，而且它還是一種關注社會、關注人生的倫理道德意識，在教化人心、改變民風、淨化心靈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完善當時社會倫理道德和形成有序世界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此，馮夢龍說道：“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為儒之輔可也。”(《醒世恆言·序》)馮夢龍、凌濛初順應時代潮流和三教合一的發展趨勢，在編選與創作小說時，精心擇取了大量與佛、道有關並能夠集中表現佛道倫理思想的內容，並以此作為改編和創作文學作品的基礎，編撰出新的文學作品。三言二拍中直接以佛道為題材的故事就有五十多篇，佔全書總數的四分之一強。應該說，這種宗教化傾向敘事內容的選擇是和作者對佛道思想中所具有的宗教倫理功能方面的認同密不可分。

　　其次，因果報應思想是“三言二拍”勸善意識的基石。作為佛道倫理的核心價值，宋明以來，因果報應思想已經滲透在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成為約束和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思想和信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馬上就報”是這一觀念的集中體現。因果報應思想的普及化、民間化為馮夢龍、凌濛初創作小說來表達勸善思想找到了機緣和源頭活水，即對那些深信因果報應思想的普通民眾講述因果報應的故事，以迎合和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震撼他們的心靈，從而實踐止惡行善的道德律則，培養舉止得體、道德完善的人。所以，在三言二拍的整理、改編和創作中，他們有意識地將因果報應思想作為主線，或宣講因緣果報故事，或直陳因果報應思想，將因果報應與道德教化結合起來，達到弘揚傳統倫理道德並改善人性、完善人格的目的。

　　再次，勸善思想是“三言二拍”創作的價值導向。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普遍傾向於對“善”的關懷，其中，忠孝、廉恥、情性等是儒家勸善倫理觀念的重要內容，佛道亦如此。佛教教人行善，強調“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道教認為修道必須踐德，行善積德是長生成仙的基礎。馮夢龍、凌濛初作為有社會良知的人士，以挽救世道人心為己任，期望通過創作來恢復以善為本的社會倫理道德。在三言二拍宗教題材的小說中，無論是對宗教人物事跡的演繹、對宗教活動的描寫，還是對宗教思想的闡發，其中所滲透的宗教倫理觀念基本上都是對善的宣揚、對社會道德的肯定。“三言”中《任孝子烈性為神》、《張孝基陳留遇舅》和《旌陽宮鐵樹鎮妖》等就是對“欲修仙道，先修人道”忠孝思想的詮釋。情欲問題不僅是傳統倫理道德關注的重要內容，也是佛道教所關注的重點，提倡節制情欲在佛道二教思想中均有具體的規定與體現。佛教強調節欲、戒欲，把“不淫邪”作為五戒之一。道教亦注重修道過程中息欲的重要性，全真道更以“欲”為修道之障、學仙之忌。佛道這種節欲思想在三言二拍中得到了生動的詮釋。《喻世明言·明悟禪師趕五戒》中得道高僧五戒禪師，因一時差了念頭，犯了色戒，在通往涅槃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結果只能在六道中輪回。《醒世恆言·杜子春三入長安》中杜子春求道過程中因愛欲未除，在最後一刻，功虧一簣，暫告仙緣。五戒禪師、杜子春因違背了修道倫理，受到了懲罰，這既是對犯戒僧人道士予以警示，又是對那些放縱情欲的世俗之人一種委婉的批判。三言二拍宗教題材的小說所蘊含的倫理思想還包括不殺不害、珍愛生命；戒偷盜、勿貪心；樂善好施；誠實守信、不妄語等等，這些都是佛道倫理所關心的重要內容，也是勸善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這些都是對修行者提出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三言二拍宣揚這些宗教倫理思想無疑有利於正人心、厚風俗，起到教化世人的作用。

　　最後，佛道勸善價值觀是“三言二拍”的實踐追求。三言二拍通過勸善以及對善的奉行去努力實現對成佛、成仙的追求，擺脫現實的無奈、束縛和種種局限。超越自然與社會束縛的仙佛是自由、幸福的象征。在祥和、溫馨與平等的神仙世界中，他們沒有專制的束縛、名利的爭奪和內心的煩惱。他們可免於諸多生活的艱辛，也沒有生老病死的痛苦與恐懼。對仙佛自由境界的描繪和仙佛幸福生活的誇飾，反襯出人世間生活的局限。現實世界的種種約束，迫使人們必然轉而求得精神上的解脫。馮夢龍、凌濛初在進一步探討人的精神世界時，深刻感受到個體生命對自由無法把握和個性自由的嚴重缺失，因此，希冀擺脫這種局限，獲得對自然的把握、個人生命的自由也就成為他們在作品中需要表達的一個面向，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對善的價值觀的實踐追求的基礎之上。《醒世恆言·灌園叟晚逢仙女》中秋仙的成仙故事，展示了在物欲橫流的物質世界裡，擺脫邪惡苦難、獲得身心自由是人們熱切的期盼，道路雖然曲折，但祈求夢想不滅。《薛錄事魚服證仙》中薛錄事的成仙故事具有哲理意味，它反映了人們對人類生存境況的雙層思考。薛錄事的成仙經歷意味著人類對自由的追求，既要擺脫自然、社會對自我外在的束縛，又要掙脫心靈的局限，從而徹底獲得身心內外的自由。

　　晚明以來，由於人的思想解放和信仰變遷如江河競注、奔湧不息，儒釋道三教思想相互吸收，相互融攝，形成了陽明心學、李贄的“童心說”等新的思想學說，這些新思想學說日益成為人們熱衷談論的話題和追求的目標；同時，這些新的思想和信仰改變了人們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激發了人們對個體生命價值、意義和人生自由等的關注和肯定，個性解放的潮流蓬勃發展，久受壓抑的情感一發而不可收拾。與這種思想和信仰相呼應，馮、凌文學作品“三言二拍”中諸仙佛形象的出現成為順應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在吸收和強調佛道勸善倫理思想而形成的仙佛身上所具有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也就具有了新的時代內涵，而這也成為“三言二拍”創作中所蘊含的一個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