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足性”是指人自身的價值完全依靠自己建立，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孔門仁學不奉鬼神，一切都是面對死亡——人生有限性——的自我設立，使人具有了最徹底的“自足性”。人具有“自足性”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特點，也是中國文化可以以哲學、美學代宗教的根本原因。深入探討這一問題，對於提高中國古代哲學的地位和開掘其對於未來的意義都十分重要。下面分六個方面簡要論述。

　　一、對鬼神的無待與人的“自足”。“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該章的真義是想為人的存在找到依據。孔子的回答隱含著這樣幾層意思：尚未做好“事人”“知生”之事，不必問鬼神和死亡的問題；即便做好了，也未必要問；如果真的做好了，就超越了鬼神和死亡，也就不必問；鬼神和死亡是不可靠和不可知的，不能作為人的存在依據；人只能面向鬼神和死亡，自我作祖，選擇“事人”與“知生”，進入以徹底的悲情為底色的悅生樂世的開放境域，建立價值。“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也’，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篇》)仍然不談鬼神的有無，但指明了外在於人的鬼神對人的內在價值的建立是沒有作用的。

　　二、對他人的無待與人的“自足”。“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篇》)“不怨天，不尤人”是對上天和他人的無待，是對外在因素的剪除，是對人的“自足性”的確認；“下學而上達”是進德的方式，是從踐履到超越的取徑；而“知我者其天乎”則是人格的歸宿，是“上達”之所。人一旦於外物無待，必然指向內在境界的提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篇》)，是說既然生死窮達非人力可左右，那就把它交給命運和上天，人唯一能做的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理性解決不了的問題，孔子沒有勉強，那些不能用道德境界觀照的“命”、“天”與人無關，可以也應該懸置不顧；可用道德境界觀照的“命”、“天”則盡化為建構道德境界的精神資源。因此，這不是宿命論，而是境界的豁然開啟。生死問題也隨之而解：“朝聞道，夕死可矣。”(《裡仁篇》)人生的全部價值被規定在“聞道”，生死與價值的建立沒有必然的聯系，因此死亡被超越。

　　三、人性必善與人的“自足”。孟子言性善，具有先驗色彩，孔子並未將人性作硬性規定，而是把人性的建立看作是在實踐中養成的過程。“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好德”是人的社會性，而“好色”則是人的動物性，人只有不斷地克制自己動物性的一面，纔能逐漸凝聚起社會性的一面。但“好德”的原初動力在哪裡？既不信奉鬼神，人也就無原罪和原善，人性善惡便無依據。還有，何謂善惡？從人類總體的角度看，一個人貢獻多於索取，有益於社會，謂之善，反之則是惡。因為只有前者纔能使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後者則會導致人類社會的倒退和滅亡。因此，人生來未必是“好德”、“性善”的，卻必須是“好德”、“性善”的。

　　四、內省與人的“自足”。在孔門仁學中，內省十分重要，那是因為人在無待的自足狀態中只有依靠內省纔能提高人格境界。“內省不疚，夫何懮何懼？”(《顏淵篇》)中國人無宗教性的原罪，所以無內心之懮(“主觀之懮”)；有所懮者，乃道之不行(“客觀之懮”)；有所懼者，乃德之虧欠。故知命不懮，足德不懼，內省不疚。內省的依據是“誠”，“誠”是在具體的歷史情景中最開放最合理的因素在人心理中的自然反應，是人對這些因素的自然認同感。內省首先要通過人的自覺選擇來實現，“自足性”便成為依“誠”而立的形式原則，並由此構成了一個道德提昇系統，即“自足性”是原則，“誠”是內容，內省是行動方式。至於孟子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將內省與人的“自足”關系推向了極致，直是英雄氣概。

　　五、“為仁由己”與人的“自足”。孔子否定但並未否棄鬼神和死亡，相反，鬼神和死亡是其哲學的起點。鬼神不可靠，死亡不可知(二者互為因果)，人因此陷入絕對的虛空中，面對人的有限性和空虛性，孔子采取的是實用理性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篇》)在徹底的悲劇底色上，孔子選擇的是人的毅然崛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篇》)“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至北宋張載則將此意發揮到極致：“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人是天地間最主動也最生動的因素，在人與道的關系中，人永遠是第一位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篇》)是這一理路的必然結論。人所以要“欲仁”、“弘道”，因為那是人類總體意義上的必然選擇，因此，“道”、“仁”等概念也不再僵固，而是被定位在實踐性的開放境域中，被維系在人的溫暖的情懷裡。在“欲仁”的過程中，人的“自足性”是基礎，它實際上具有強大的突破思想桎梏的作用。

　　六、“天命”歸宿與人的“自足”。“五十而知天命”(《為政篇》)、“畏天命”(《季氏篇》)、“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篇》)，人的“自足”最終著落在“天命”。它是人在“自足性”選擇中創造的人類總體意義上的“客觀社會性”。了解並奉行這種必然叫做“知命”；如果將人類總體的必然機械地照搬到個人命運上，則謂之“宿命”。君子知命是指對人類總體的光明前途與個人為追求她而必然遭遇的命運坎坷有清醒的認識，這也正是孔子的“天命”與“知命”的意義，也是人的最終著落處。“子畏於匡”(《子罕篇》)，“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是“知命”的典型體現，他們所表現出的巨大自信，不是基於相信人格神意義上的上天，也不是虛幻的自我安慰，而是基於與“天命”相通的人格境界，這也正是超越鬼神和死亡，將人生最終著落到“天命”的極致體現。從“為仁由己”始，至歸於“客觀社會性”終，人的“自足性”貫穿人生的全過程。

　　這種“自足性”的建立不是主觀唯心的設定，而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這種“自足性”對於突破現實束縛，反對異化，從人類總體的角度建立合理價值，為人類的長遠發展尋求根本依據，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