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要給孩子做好榜樣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父母帶著孩子出門旅游，但是在旅游過程中，父母乃至未成年人的一些不文明行為屢屢發生，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日前某媒體對西安旅游不文明行為進行了一次調查，其中有個報道，8月12日，在大唐慈恩寺遺址公園內，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在草坪上小便，孩子的父母熟視無睹。當問及這對父母“讓孩子在公共場所隨地小便，是否覺得不太妥當”時，父母的答復是：“孩子小，憋不住嘛，誰會跟一個小孩計較。”然而在離他們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有一處公共洗手間。足見小孩出現不文明行為，父母難辭其咎。由此我聯想到少年在埃及神廟刻字留名一事，其源頭或許正是大人們的不文明行為“潛移默化”的結果，正所謂“子不教父之過”。

　　近年來，國家旅游局先後頒布《中國公民國內旅游文明行為公約》、《中國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為指南》等，對文明旅游加以指導。今年4月25日審議通過的《旅游法》，對旅游者的文明行為提出明確要求，並對不文明行為作出禁止性規定。但筆者認為，僅靠道德約束和法律制裁來提昇旅游出行的文明水平還遠遠不夠，最根本的還是要提高游客文明素質和平時生活習慣養成。未成年人出現的不文明行為，很大一部分責任在於大人，有的家長甚至是孩子不文明行為的“導師”。家長帶頭旁若無人大聲喧嘩，搶位拍照互不相讓，隨意插隊，踏草坪，攀爬文物，隨地大小便等等，在如此“言傳身教”下，未成年人慣於“到此一游”就不足為怪了。

　　都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孩子最初的行為習慣都是從父母身上學來的。一個孩子的道德品行和文明素養如何，與其父母的榜樣示范作用有著直接的關聯。因此，父母應該特別重視自身言行對孩子的巨大影響。文明出游，父母要身體力行，給孩子作出好榜樣。（重慶市璧山縣 詹勇）

　　改變不文明須抓好公民教育

　　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個人是否文明也非一日之功，而是經年累月養成的結果。同樣，不文明出游行為，也是長期陋習積累所致。改變不文明出游行為，除了制度法規約束，更為重要的是公民教育。

　　當前最為欠缺的恰是公民教育，尤其是孩子。公民教育不僅教育孩子學習知識，更注重孩子獨立能力、創新能力、合作能力、責任意識、平等意識、民主意識、公德意識、文明意識等綜合素質的教育培養。公民教育須從娃娃抓起，孩子的可塑性強，一旦過了寶貴的少年時期，公民教育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也在一項研究中得到佐證。社會學家在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進行研究後發現，很多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大致相當於1890年的美國，從教育上看，這個時期美國教育注重培養孩子個人能力感、對新事物的開放度、自立精神和擺脫權威束縛的獨立意識，以及不抱怨、對自己人生負責的態度等，這些都是公民教育的內容，而有些國家的教育目前還沒有達到這個階段。公民素質差距大，根源其實還是在教育上。

　　由此可見，公民教育對一個人乃至一個國家未來發展來說極其重要。我們的公民教育缺乏，看到欠缺卻不努力改變，就更加令人擔懮。我們的教育陷入“分數至上”的泥沼，如果不努力讓教育從培養“學習機器”向培養合格的現代公民轉變，不僅不利於公民文明素養的培育和塑造，現代文明社會的建設將更加漫長，未來社會的競爭也會更加落後於人。（安徽全椒縣石沛鎮 孫維國）

　　處罰和教育需並重

　　每次外出旅游，發現總有一些游客對景區設立的“禁止拍照”、“嚴禁翻越欄杆”、“請勿踐踏草地”等警示牌、提示語熟視無睹，我行我素，做出一些不文明舉止，乃至違法行為。

　　游客之所以不拿“警示”當回事，一來可能是緣於游客的“上帝心理”。覺得自己是來消費和瀟灑的，花了錢買了門票，就可以高高在上，為所欲為，不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二來恐怕是緣於景區的“警示”缺乏足夠約束力。一般而言，景區除了對那些嚴重破壞文物等行為加以處罰外，遇見亂涂亂畫、亂扔垃圾、私自拍照等不文明行為，往往只是進行勸說和教育，真正處罰的少之又少，處罰執行起來也存在一定的難度。為了不“得罪”游客，景區往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一說了之，或聽之任之。

　　如何規范游客的出游行為？我認為處罰和教育要並重。一方面，景區要多渠道、多形式加強對文明行為的宣傳引導和提醒教育，讓游客做到“心中有數”，言行有度，文明有序。另一方面，要建立相應的懲處機制，賦予景區一定的處罰權，對於那些有禁不止、屢教不改的游客，要采取相應的限制措施，比如經濟處罰、行政處罰等。當然，有關部門也要加強對景區管理行為的監管，明確處罰的主體、原則和標准，主動接受游客的投訴和監督，避免景區處罰權的濫用，損害游客利益。（湖南岳陽市 李志美）

　　導游要有文明導向

　　一個旅游團隊文明程度的高低，與導游素質也有一定關系。前些時我和家人去雲南旅游，導游圖省事兒，讓游客去樹林裡“方便”，這無疑是對旅游環境的破壞。整個旅游過程，導游對景點介紹得少，而講起銀器、玉器、茶葉、精油、螺旋藻等，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對人文歷史掌故講得少，卻對一些低級趣味的東西講得多，使旅游變了味兒。

　　由昆明到麗江乘大巴走了10多個小時，其間游大理古城僅給40分鍾，而在玉器店則花了兩個小時。在景點稍誤幾分鍾，導游就大光其火，而購物晚半小時，導游也不言語。同時，導游也不向游客講文明旅游常識，也不跟著游客監督提醒，致使有些游客缺乏約束，隨意在草地上、樹上、石林上拍照，有的還在“禁止拍照”的地方拍照，隨地吐痰，亂丟垃圾。導游一門心思想的是提成，即便看到游客的不文明行為也視而不見，況且導游本身也欠文明。

　　由此可見，導游的文明是游客文明的重要一環。這就需要加強對導游職業道德的培養和教育，使他們以身作則，帶出文明旅游團隊。（河北豐寧滿族自治縣 楊不揚）

　　宣傳引導多在細節上花功夫

　　我國一些游客不文明的行為，給國家和個人造成了不良影響。主要原因在於：一是社會大環境問題。許多國人沒有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國內生活時，可能不是那麼明顯，而一旦走出國門就變得很突出。二是個人的素質問題。不少人因為外出旅游，離開了自己日常工作生活的單位或社區，缺少監督和約束，於是就放松對自己的要求。三是管理和處罰缺失。目前雖有出行指南、公約，新出臺的《旅游法》中也有相關規定，但是，多為宣示性條文，對游客的不文明行為缺乏直接的約束力。

　　現在媒體對於游客維權關注太多，而對文明旅游的宣傳引導相對較少。筆者建議，相關部門在宣傳教育的方式方法上，應該更加靈活多樣，如在電視、報紙上播放和刊登文明旅游公益廣告，在出入境口岸設置文明旅游提示標志。旅行社應將文明旅游提示寫入“游客出行注意事項”中，導游也需要做好解釋工作，多在細節上花功夫，在愉快的氣氛中提醒游客多注意行為舉止，體現中國禮儀之邦的形象。（山東煙臺旅游學校金星南）

　　游玩中應注重養德

　　今年“五一”去西安牡丹苑游玩，游客眾多。看到個別人為了和鮮花“合影”，踏入花叢，還有人折斷花枝，把牡丹花帶走，遭制止時還與管理人員發生口角，心裡感到很不舒服。

　　從人文角度看，休閑游玩具有休閑性、考察性和游學性，幾乎等同於戶外教學，是人們增長見聞、啟發思想的一個渠道。休閑游玩本身就是享受文明熏陶的過程，必須重視個人道德修養。

　　文明道德修養事關社會風氣和生活環境。那些休閑游玩中的不文明現象，究其原因是公德建設不到位。魯迅先生曾說，人雖然比動物進化，然而有時卻比動物退化。人異於動物，就在於人有理智，知美丑，講文明。一些陋習多是沿襲生活習慣。習慣是什麼？是一種生活方式。任何道德淪喪都是從壞習慣開始，以致積重難返，漸成惡習。加強公德建設，需要通過各種形式進行耐心、行之有效的宣傳教育；還需要加強“他律”，用外在力量幫助糾正陋習。這種“他律”需要一個長期過程，需要有效、長效的工作和督促機制。對那些積習難改者，更需在強化教育的同時，采取經濟、行政、法律等措施嚴管重罰。只有如此，纔能使那些缺乏公德意識的人思想有壓力，行為能收斂。（陝西咸陽市 周榮光）

　　懲處措施必不可少

　　公民文明素質高低，既和個人成長經歷息息相關，又和生活環境密不可分。倡導公民出境文明旅游，首先應先把境內文明旅游的工作抓好。這就要求現行法律法規“硬”起來，能夠得到落實、執行，而不是淪為“紙老虎”。比如，《治安管理處罰法》、《風景名勝區條例》都明確規定，在景物、設施上刻畫、涂污或者在風景名勝區內亂扔垃圾的，將被處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在實際生活中，喜歡到處涂鴉者毫無懼意，因為並沒有人或者很少有人為此付出代價。孟子雲：“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法規如果得不到嚴格執行，必然形同虛設，進而貶損法律自身的信用與權威，降低公眾對法治的信任與期許。

　　其次，公民文明出游固然需要旅游從業者率先垂范、積極引導，對於不文明行為的懲處措施必不可少。比如完善旅游合同，將文明旅游作為硬性規定並賦予法律效力，游客在出境旅游過程中作出損害中國形象的行為，證據確鑿的列入黑名單，將不再允許其出境旅游，或限制出境等處罰，想必對一些人會起到警示作用。（江蘇宿遷市宿城區 謝慶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