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精力都用在兩個問題上:一是人生問題；一是中國問題。對人生問題的追問，使他出入於西方哲學、印度宗教、中國學問，而被視為哲學家；對中國問題的求索,使他投身於辛亥革命、鄉村建設，發起中國民主同盟，而被視為社會活動家。他就是梁漱溟。

　　畢生著書立說

　　弘揚中國文化

　　梁漱溟，出生於中日甲午戰爭前一年。國家的衰弱讓很多知識分子開始了對國家命運的抗爭與思考，在此背景下，梁漱溟少年時代就受到梁啟超等人維新思想的影響。辛亥革命期間，梁漱溟加入同盟會，開始以獨立的視角審視中國的現狀。但現實的打擊和對社會的失望，讓梁漱溟一度十分苦悶，他又轉頭鑽研佛法，在佛學中思考解決人生問題。四年的苦心鑽研，梁漱溟寫出了對其人生有重大影響的學術論文《究元決疑論》。這篇文章使梁漱溟得以被學術界認可。1917年，梁漱溟受蔡元培的邀請至北大講課，他本著“同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共同研究，互相切磋”的想法，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學”。

　　當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教學之餘，梁漱溟經常思考東西文化的差異。梁漱溟認為，但凡是問題，總要說出它的道理，如果說不出來，就表明沒有道理。“中國文化問題關系國家命運、民族存亡，怎可能輕輕放過，漠不關心？”經過潛心研究，在比較了西方、中國、印度三種文化後，梁漱溟寫成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標舉了東方文化對人類生活的永恆價值，彰顯了孔子哲學與儒家思想的生命智慧，在闡揚和維護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潮下，梁漱溟以敏銳的眼光看到了世界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反對把“西化”等同於“世界化”，觸摸到中國文化發展的特殊道路這一“民族性”的歷史課題，是十分可貴的。

　　實踐鄉村建設

　　探索救國途徑

　　梁漱溟自少年時接受愛國思想，就開始熱心國事，但他生長於北京，這樣一個在都市生長的人為何會想著去做鄉村運動？一開始他認為皇帝專制是中國腐敗的根源，因而主張憲政。但在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後，他看到社會民眾也沒有爭取到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的要求，從而認識到憲政只是在上層說來說去，根本沒有深入底層的群眾。在此情況下，他覺得應該從我國是農業國的國情出發，從人口佔絕大多數的鄉村入手來挽救中國，逐步改造中國社會，以實現國強民富的夢想。1927年，他在廣東發起創辦鄉治講習所，做了“鄉治十講”的講話，講述鄉治的道理、辦法等。後來由於政局變化，回到北方。先在河南輝縣辦河南村治學院，又因中原大戰被迫停辦。盡管時局動蕩，但決心從未動搖。1931年，在當時山東省主席韓復?支持下，梁漱溟等在山東鄒平縣，劃縣為實驗區，成立村治學院。梁漱溟為學院研究部主任。

　　懷著如“佛家一般的慈悲之心”，梁漱溟在鄒平開始了他的鄉村建設工作。梁漱溟認為，目前在中國進行鄉村建設要抓住兩個要點：一是農民的散漫，二是科學技術的缺乏。他認為要是能把這兩方面補上，“中國即發達進步，成為很好的國家”。對此，梁漱溟很有信心，他認為“這種好，要勝過西洋”。在具體做法上，是將“團體組織”與“科學技術”引進於中國的鄉村，使兩者互為促進，互相推動。例如，在鄒平成立了農村金融流通處，貸款給組成合作社的農民。又將農民生產的棉花收購，運到青島紗廠。同時針對紗廠的需要，做棉種的改良工作，以提高收購價格，增加農民財富。還計劃在當地自辦紗廠，這樣可以農工結合，既增加財富，又可以充分利用剩餘勞動力。梁漱溟試圖從鄉村建設運動入手，提高群眾民主意識，從而改革我國政治經濟。這是他在當時國家內懮外患，國力衰弱的情況下，對救國途徑的一種積極的探索。他所繪制的理想的現代社會藍圖，提出的現代國家的建設方案，對今天現代化新農村建設仍舊有著深刻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促進國共合作

　　為和平而奔走

　　抗日戰爭爆發後，梁漱溟深感增進全國團結的迫切性和必要性。1939年，他在重慶與部分民主人士會面，共同商議組建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勢力”，以調解兩黨矛盾，促進祖國和平。在梁漱溟等人的努力下，1939年11月，“統一建國同志會”在重慶成立。“皖南事變”發生後，國共合作遭到破壞，包括梁漱溟在內的一些民主人士一方面對共產黨給予了很大的同情，另一方面迫切希望能夠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時期，他輾轉於國共兩黨之間，為抗日和統一而東奔西走，盡心竭力。1941年，梁漱溟又參與發起組織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並擔任民盟的中央執行委員。之後，在中國政局的危急時刻，民盟都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民盟的成立是中國民主黨派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梁漱溟致力民主建設的一個頂峰。

　　抗戰勝利後，在大家的推舉下，梁漱溟擔任了民盟秘書長，再次為實現國內和平統一而奔忙，傾情投入到國共兩黨的調停之中。但是蔣介石卻將停戰協定扔在一邊，制造“李聞慘案”，並隨後在一兩個月時間佔領了解放區的多座城市。至此，梁漱溟認識到了和平談判的失敗。梁漱溟和民盟所代表的中間力量抱著真誠的想法和迫切的心情希望能夠阻止內戰，走向和平，但是理想很快被現實撞得粉碎。此後幾年，梁漱溟隱退在重慶北碚，閉門著書。

　　梁漱溟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他曾多次與中共領導人就“中國問題”深入探討，交換意見。他曾先後兩次訪問延安，期間與毛澤東進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談話。通過交流，他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後來和很多領導人成為了朋友。新中國成立後，梁漱溟受中共邀請，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中來。1950年至1980年任全國政協委員。

　　梁漱溟的人生激情與思考同在，他總是站立在時代的浪尖，殫精竭慮地思考和實踐“中國問題”。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說：“我不單純是思想家,我是一個實踐者。我是一個要拼命乾的人。我一生是拼命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