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自南宋以來，多少讀書人通過它的啟蒙了解了祖國光輝燦爛的文化。其實，還有另一種“三字經”，雖然沒有人這樣稱謂它，但在封建衙門這個特殊的地方，其地位絲毫也不遜色於那個婦孺皆知的版本，並且每天都高高懸掛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官府大門上。

　　公生明

　　在封建社會，一進衙門，首先就會發現一塊巨大的碑石威嚴地矗立於大堂前，這就是有名的“誡石”。它的陰面刻的是十分有名的16字名言：“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而陽面刻的是更為顯眼、更為奪目、更為莊嚴的“公生明”3個楷體大字。

　　此3字最早語出《荀子·不苟》，曰：“公生明，偏生暗。”也就是說，沒有偏心便沒有偏見，也就不會滑向偏激的泥淖。公正，便沒有先入為主，沒有影響判斷的各種人為的乾擾，塞蔽心靈的烏雲便自然煙消雲散。滄海月明三萬裡，扶桑亮徹遍宇宙。物之理，事之理，天地之理，人之是非還能不明察秋毫嗎？

　　明朝時，泰安知州顧景祥認為，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官，若是能夠真正領悟這3個字的妙處，並能身體力行之，不僅能夠幫助自己走得穩健，更能走得長遠，一生無懮無患，遂於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以“公生明”3字為骨架，血肉豐滿為一則《官箴》：“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以此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刻石置於泰安府衙。顧景祥的始開先河，後來被有信仰、有理念、有操守的官員們深為認同，“蝴蝶效應”即一波波擴大。山東巡撫年富以端勁的楷書碑之，後又由清代名臣顏伯燾刻石立於西安碑林，峻峭、渾實、銳利、酣暢，警策之餘，又令人愛不釋手，久久忘歸。

　　“公生明”3個遒勁的大字，每個進出衙門的食俸者隨時都可以目睹之，心念之，有公則有明，則不會生糊涂念，說糊涂話，做糊涂事，雖處風波之地亦可閑庭信步安然無恙矣。

　　琴治堂

　　《呂氏春秋·察賢》記載了這樣一個典故：春秋末期，孔子的弟子，魯國人宓子賤受命治理單父(今山東菏澤單縣)這個地方，他沒有事必躬親的習慣，只是每天在堂上靜坐彈琴，就把境內治理得井井有條。境內百姓有口皆碑：“這是個好琴師，更是個好父母官。”

　　他昇遷到別的地方後，繼任者叫巫馬期。這個巫縣官終日披星戴月，早出晚歸，晝夜不閑，最後治理得也不錯。巫馬期向宓子賤詢問其中的緣故。宓子賤說：“我的做法叫用人，你的做法叫用力。用力做事的人當然勞苦，用人建功的人當然安逸。”

　　這個境界就是“無為而治”。不過，這個“無為”可並非什麼事情都不乾，而是不折騰，不擾民，更不為了搜刮肥己而巧立名目、苛捐雜稅、酷刑峻法，只是因勢利導，順勢而為，潤物無聲地實施了有效治理。這不正是孔子倡導的“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的“仁政”嗎？可見，宓子賤是深得其師真傳並篤力行之的。宓子賤是個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似彈琴作樂不務正業，其實，他之所以能夠如此逍遙，安享太平，而沒有大量訪民來擊鼓鳴冤，是因為下邊工作做得好。

　　宓子賤連門都不出，如何纔能這樣？顯然，是他的知人善任、政清事簡之故，所以纔能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可見，“鳴琴而治”，不只是一種高超的領導藝術，也是深得“大道至簡”的真髓，從而達成“以簡馭繁”的統御期許，這種舉重若輕、游刃有餘、從容自信的翩翩風度無疑是封建官員的楷模和典范。

　　歷代皇帝當然推崇和表彰宓子賤這樣的官員。後來的官吏們不管能否做到，也都以其為標榜，於是，縣衙的二堂逐漸就有了另一個好聽的名字“琴治堂”。

　　其實，“鳴琴而治”不單單是“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它的核心是一個“仁”字。“琴治堂”的楹聯便是極好的詮釋：“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

　　清慎勤

　　“清慎勤”，這是衙門三堂上的橫匾所書。

　　“清”即清廉，“慎”即謹慎，“勤”即勤勉。此3字由來已久。西晉時，晉武帝司馬炎對臣下語重心長地做了這樣的闡釋：“為官者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宋人呂本中進一步引申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明人《功過格輯要》又有新的發揮：“操持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大節，慎者無誤，勤則能理，捨此三言，其亦何能為政哉？”

　　區區3個字，字面並不艱深，但通過先賢們的論述，可知他們對此理解得有多麼透，推崇得又有多麼高。因為有了“清”，便會有“明”，心明眼亮、明察秋毫、明鏡高懸、明辨是非、深明大義、旗幟鮮明等就全都跟著來了；有了“清”，便會有“正”，公正無私、堂堂正正、一身正氣、剛正不阿、正大光明等也會隨之跟進；有了“清”，也自然會有清心、清醒、清廉、清平、清天，等等。

　　有了“慎”，就會有所敬，有所畏。就如曾國藩所言的“仰畏天命，俯畏人言”，群處慎口，獨處慎心；就會慎思明辨、慎終如始、慎行如薄、慎權如淵、慎終追遠、謙虛謹慎。

　　有了“勤”，就會有勤奮、勤勞、勤勉、勤政、勤儉、勤苦等等。心勤就會多智，腦勤就會多思，眼勤就會多看，耳勤就會博聞，口勤就會不失，腿勤就會多功，手勤就會多成。天道酬勤，萬古不易。

　　“清慎勤”3字，歷代都有良臣賢吏以生命釋之，最為典型的是蜀漢丞相諸葛亮。論“清”：他這樣自陳於後主劉禪，“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論“慎”：“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這個聯語，形象道出諸葛亮是個無可挑剔的謹慎標杆。論“勤”：他一輩子事必躬親，勤勤懇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3個字的出色表現，讓他幾乎成為千古完人，他也理所當然地贏得了世世代代無論是在朝還是民間的一致贊譽和敬仰。

　　“清”者，官之本；“慎”者，官之要；“勤”者，官之基。有“清”則氣正和諧，有“慎”則承平恆久，有“勤”則成事有望。“清慎勤”真乃為人、為官終身佑護之寶也！

　　勤補拙

　　白居易在《自到郡齋題二十四韻》中有這樣的句子：“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拙”者，有蠢、笨之意也，即便是自謙，通常也是指資質不夠高，能力不夠強而言。

　　客觀地說，這些先天的東西往往很難改變，但是，卻並非毫無辦法死路一條，通過後天努力也是一樣可以彌補的，這個有效途徑就是勤奮。古人對此就一再告誡：“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勤”則不怠，“勤”則不廢，“勤”則不窮，“勤”則必成。否則，哪怕再聰明，再能乾，只要被“惰”字所俘虜，則一生必懈，必敗無疑。滿清政權是從朱明王朝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們為什麼會有那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堂堂的一頭中央大象，竟讓一個邊地螞蟻給打敗，其根由並非這個龐然大物是紙糊的道具，而是自萬歷皇帝後期開始，朝政就長期無人打理了，大臣們你們看著辦，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是愛卿，對得起自己的工資就是大大的好官，日積月累，百弊叢生，終至千瘡百孔，大廈傾覆。所以，清初的皇帝們個個都是勤於政務的拼命三郎，特別是雍正皇帝，他平均每天批閱的奏章都有1萬多字，而且是端端正正、工工整整的楷體。滿天星斗時，他已經坐在朝堂上等候，然後便是沒完沒了的會議、接見、籌劃，直到夜深人靜萬家酣眠時，他還在燈下做那永遠也做不完的功課。據考證，他的睡眠時間每天不過三四個小時。他的勤政效果是顯著的，不僅使清初的統治基礎進一步鞏固，也使康熙晚年倦政遺留下的各種弊端得到有效解決，同時，也使這個新生政權日益煥發勃勃生機，短短的13年，為後來乾隆時期走向全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無數正反兩方面事例，都清清楚楚地說明了這樣一個淺顯朴素但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就是，只要能勤，即可補拙、補缺、補陋，補先天之不足，創造令人驚奇和贊嘆的人間奇跡。縣丞正廳上的“勤補拙”匾額，即是這些的注腳和詮釋。

　　儉養廉

　　主簿正廳上方是“儉養廉”，是說要嚴格要求自己，以一個“儉”字廉潔自己的操守和形象，從而留得清白在人間。

　　“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老子說他平生有“三寶”，其中之一就是“儉”；孔子也大力提倡“節儉”，反對奢侈；諸葛亮曾以“儉以養德”教育其子；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也著力論述了“儉”之於一個人厚德立業的極端重要性。先賢們何以不厭其煩地對“儉”字大做文章呢？因為，智慧的他們通過大量血淋淋的事實深切地認識到，“奢”是萬惡之源，只要放出這只猙獰怪獸，必禍患無窮。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貪婪的種子深埋在心底，這也是君子要日參省乎己的深刻原因。商紂王並非一個庸人，更非一個笨人，而是一個資質非常傑出的君主，可是卻成為遺臭萬年的亡國之君。究其原因，就是一個“奢”字鑄成這一大錯。西晉的石崇，由於把“奢”字看得比天還大，在荊州刺史任上公然做強盜，從而積下大量不義之財，他的奢侈令人發指，連皇帝司馬炎都遠遠比不上他，最後的結果就是被夷滅三族。

　　晚清名臣曾國藩對此有極深的體悟，並且堅持了一生。他每餐只用蔬菜一品，絕不多設，被呼之為“一品宰相”。年輕時添置的一件馬褂，穿了30年，還像新的一樣。老家祖屋，已經100多年了，殘破程度可想而知，其弟曾國荃覺得家中人口增多，便另建了一幢新房子，曾國藩聞知，大為惱怒，至死也未搬進新屋。

　　曾國藩在家書中，屢屢告誡子侄“以奢為尚，漫無節制，此敗家之氣象也。”“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

　　之所以如此諄諄以告，是因為他深知，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守住一個“儉”字，便可以立於不敗之地。而貪圖物欲奢華，居江湖必為盜，居官衙必為賊，絞盡腦汁，巧取豪奪，最終必定會身敗名裂甚至禍及子孫。與之相比，清清白白一生，堂堂正正一世，萬古流芳的廉潔之吏，不知要清醒叡智多少倍。

　　在專制、閉塞的封建社會，竟能膜拜、倡行這樣富有遠見和政治智慧同時也極具儒家“仁政”、道家“無為”思想的“三字經”，而且還有那麼多的有識之士終身篤行踐履，這個令人驚嘆的歷史現象無疑值得後人去省察、借鑒與深思。(作者：馬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