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世本《尚書·金縢》首句雲：“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對照司馬遷在《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言：“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兩者所言幾乎完全相同。尤其《史記·封禪書》更明確指出：“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顯然，司馬遷認為武王“不豫”之年即其崩年，時在克商後二年。可見司馬遷當年所據以參閱者，即為此傳世本之《尚書·金縢》。

　　但是，隨著清華簡《金縢篇》的出現，“二年說”大有動搖之勢。正如李學勤先生在其大作《由清華簡〈金縢〉看周初史事》一文所言：“清華簡本的首句是：‘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作‘三年’，不是‘二年’，武王克商後在位二年說的基礎於是動搖。”(載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八輯)

　　顯然，李學勤先生的看法有其道理。蓋清華簡為戰國簡，而傳世《尚書》文本的整理及司馬遷對《史記》的撰作，均在西漢年間，就此而言，似不及清華簡本之古；且簡本《金縢》明確將武王“不豫”書為“克殷三年”，墨?俱在。因此，李學勤先生之論持之有據，無可否認。

　　然而學術考證的對與錯，有時不是絕對地非此即彼，兩者取捨其一。即是說，肯定清華簡《金縢篇》“三年說”的正確，是否就意味著傳世本《尚書·金縢》“二年說”是錯誤的呢？顯然，此事尚有可議之處。

　　筆者認為，要考證此事，仍須從武王伐紂的問題談起。

　　武王起兵伐紂的時間，應在文王受命十一年。或問：文王既薨，武王即位，為什麼還要用“文王受命”紀年呢？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文王治岐五十年，仁聲滿天下，為姬周之王業奠定深基，同時亦為伐紂做了前期的充足准備。而武王稟賦氣魄不若乃父遠甚，且繼位未久，功業未立。故凡事皆高舉文王之旗幟，一切皆藉文王之名義行事。因此武王即位時不敢用自己之紀年，而繼續沿用文王受命之年。正如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記述克殷之事時所雲：“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故《今本竹書紀年》及《史記》等典籍在記述此段史事時，遂多數采用文王受命之年以紀年。

　　武王與諸侯會師孟津，應在文王受命十一年歲暮。據《史記·周本紀》載：“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而牧野之戰則顯然在翌年春。根據《周本紀》雲：“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而牧野一戰，紂兵倒戈，武王克殷成功，時在文王受命十二年春二月。有關這一史實，《今本竹書紀年》亦有記載，內中雲：“十二年，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牧野。”兩書顯然都將武王克商成功的時間定在文王受命十二年。

　　至於武王克商後崩年的考證，筆者認為，關鍵在於記載武王“有疾，不豫”的傳世本《金縢篇》，究竟作於何年的問題。此事《今本竹書紀年》適有記載：“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於壇墠，作《金縢》。”這極為清楚地表明，傳世本《尚書·金縢篇》所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的情形，應發生在文王受命十四年，是歲亦為武王之崩年。因此，若論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二年克商之後，至十四年崩，其在位時間實算(14-12=2)為二年，則傳世本《尚書·金縢》的“二年說”原沒有錯。但若將文王受命十二年克殷之年算在內，則十二、十三、十四前後共計三個年頭，說明清華簡《金縢篇》的“三年說”，亦是正確的，李學勤先生的看法亦沒有錯。這正如今人算年齡，有虛歲及實歲(即周歲)之別，沒有矛盾，皆說得通。同樣，這種情形還出現在傳世本《金縢》“周公居東二年”與清華簡《金縢》“周公宅東三年”的記載上，亦存在“二年”變“三年”的問題。筆者認為，這就絕非偶然。而兩次改變年數的原因應如出一轍，足以說明清華簡本《金縢》的整理及抄錄者，在計年上顯然有將實歲改為虛歲的習慣。

　　那麼，傳世本《尚書·金縢》與清華簡本《金縢》在計年上為什麼有這些差別呢？筆者認為，這顯然與記載或抄錄《尚書·金縢》的史官在地域觀念及計年習慣方面存在南北差別有關。比如傳世本《尚書》，先秦時期早有定本，《論語》《左傳》《國語》《孟子》及《荀子》等先秦典籍早有引用，其源甚古。至漢初，原為秦博士的山東濟南學者伏生整理所藏《尚書》，得二十九篇，稱《今文尚書》，其中就包括《金縢》之篇。司馬遷在撰寫《史記》之《周本紀》及《魯周公世家》諸篇涉及相關問題時，其據之參考的就是伏生整理的傳世本《尚書·金縢》。故可以說，先秦在北地流傳的《尚書·金縢》，及漢初由伏生整理的傳世本《尚書·金縢》，顯然都出於北人之手，他們在計算及記載年數時，習慣采用實歲(即周年)。而清華簡《金縢》與包括《楚居》在內的一大批經籍簡本，應為戰國楚簡，其整理與抄錄則顯然多出於南國楚人之手，他們在計算及記載年數時，則習慣采用虛歲。明乎此，則“二年”變“三年”的問題，就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根據上述考證，筆者認為，無論傳世本《金縢》的“二年說”，或是清華簡《金縢》的“三年說”，都沒有錯，可以並世而存。

　　那麼，為什麼武王於克商後短短二三年之間，竟然生病而至於身亡？他究竟得的是什麼病呢？

　　筆者昔歲曾研究中醫典籍有年，頗諳岐黃之術，故對武王於克殷後二、三年便染病身亡的原因甚為關注。根據傳世本《金縢》和清華簡《金縢》兩個版本的共同記載，都說武王“遘厲虐疾”，即為重病所虐，構成對其生命的危害。說明武王其時確已病篤而處於垂危的狀態，故《金縢》篇首書其“不豫”，合乎實際情況。而武王構病的原因，從《逸周書》諸篇可知，其氣魄稟賦較弱，伐紂前已出現心悸、驚懼、怔忡、失眠、多夢等癥狀，說明他經受壓力的耐受度偏低，不夠堅強。而他的性格中，又有貪圖逸樂的一面，以致《逸周書·大開武》有周公勸誡其“明德無逸”的記載。當然，武王在周公、太公、召公等人之輔翊下，在伐紂之役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體現了帝王的風范，為姬周王朝的建立作出貢獻。但他很快就被巨大的勝利衝昏了頭腦，而貪圖玩樂的脾性又舊態復萌。《逸周書·世俘解》就記載克殷後不久武王即舉行大規模狩獵之事。內中雲：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塵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周王朝草創之初，軍國事務千頭萬緒，而武王卻舉行如此大規模的狩獵活動，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可見他確實有貪圖玩樂的一面。揆之《尚書·旅獒篇》所述西戎獻獒犬於武王，顯然就是供其畋獵之用。召公為姬氏同姓，又是開國元勛，深恐武王玩物喪志，乃於篇中以“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勸誡武王，指出“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顯然對武王的放縱心為之危。故筆者認為，《尚書·旅獒》中召公告誡武王之言，並非無的放矢。而且最要害者，還在於武王不僅“玩物”，而且“玩人”，此乃好玩樂者之通病。蓋“寡人好色”，古代帝王大都如此。但問題在於，沈迷於“玩女人”不僅“喪德”，而且還可能會因色欲過度而“喪命”。因為自古以來，稟賦薄弱而又好色且不知節制的帝王大都短命，這是屢見不鮮的。而武王的性格弱點正是如此，加上本來體質孱弱，患有各種神經衰弱的癥狀。而克殷成功後二三年之間，武王顯然由於沈迷女色，放縱玩樂，斲傷過甚，其時顯然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遂導致藥石無靈，最終始出現傳世本及清華簡《尚書·金縢》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一幕。(郭偉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