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 - 簡介

司馬光

司馬光（公元一○一九——一○八六），北宋大臣、史學家。字君實，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陝州夏縣（今屬山西）涑水鄉人，宋仁宗趙禎寶元元年(1038)舉進士甲科，屢遷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等，遇事敢言，多所建白。英宗治平二年(1065)進龍圖閣直學士。三年，撰《通志》八卷奏呈，頗為英宗重視，命設局續修。宋神宗趙頊即位，擢翰林學士，名其書曰《資治通鑒》，並親自作序，俾日進讀。王安石當政，推行新法，司馬光極力反對，其意見不被采取，乃求外任。熙寧三年(1070)，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陽東）御史臺。從此居洛陽十五年,六任閑職,皆以書局自隨，專意編纂《資治通鑒》。元豐七年(1084)，書成。哲宗即位，太皇太後高氏聽政，召司馬光為門下侍郎，進尚書左僕射，成為反對變法的領袖人物。他任相不到一年，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范，受人景仰。清廉仁厚，為政原則，不卑不亢，秉持道義，力薦纔德兼備的興國之臣——福建莆田人北宋會元傳臚進士太常寺卿黃中庸擢為侍中兼樞密副使。盡罷新法（見元□更化）。元□元年(1086)病死，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司馬光學識淵博，史學之外,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無所不通。但不喜釋、老之學，他說：“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司馬光家世代為宦，父親司馬池為宋仁宗寶元慶歷間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熏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漢風”，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但他並不以此“矜誇滿志，昆明於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因此，步入仕途後的司馬光，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了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術數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對古籍閱讀極廣，考察極細，可謂通習知曉，爛熟於胸。他隨讀隨作札記，僅26歲一年所寫讀史札記，便多達30來篇，就中萌發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閱讀，而更為深沈的動力，則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司馬光

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就其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的制約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從王安石變法中所出現的偏差和用人不當來看，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見不同、難於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歷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鑒，“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說，司馬光著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說：“餘欲托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舊說，成一家之言。”這說明他30多歲時，已醞釀出《通鑒》的規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歷年圖》25卷，二年後又呈《通志》八卷，說明他在政事活動之餘，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贊、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鑒》 ,並親制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閱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為他提供了優厚的著書條件。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分文）、范祖禹等人做為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纔，通力合作。《通鑒》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鑒》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於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司馬光 - 經典故事功名早成

宋仁宗寶元初年，年僅二十歲的司馬光考中進士甲科，可謂功名早成。然而，他卻不以此自滿自傲，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一席話反映出青年司馬光不圖虛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成聖稱賢。此後，他也一直朝這個方向努力。司馬光歷來朴素節儉，不喜歡奢侈浮華的東西。考中進士後，皇上賞賜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紅花，同伴們對他說:"這是聖上賞賜的，不能違背君命。"這時他纔插上一枝花。這件事，到了司馬光晚年，被他寫進家訓來教育他的兒子司馬康要注意節儉。此外，司馬光對雙親特別孝順。他被任命為奉禮郎時，他的父親在杭州做官，他便請命要求改任蘇州判官，以便離父親近些，可以奉養雙親。司馬光還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他擔任並州通判時，西夏人經常入侵這裡，成為當地一大禍患。於是，司馬光向上司龐藉建議說：“修築兩個城堡來控制西夏人，然後招募百姓來此地耕種。龐藉聽從了他的建議，派郭恩去辦理此事。但郭恩是一個莽漢，帶領部隊連夜過河，因為不注意設防，被敵人消滅。龐藉因為此事被罷免了。司馬光過意不去，三次上書朝廷自責，並要求辭職，沒得到允許。龐藉死後，司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為自己的母親，撫養龐藉的兒子像撫養自己的親兄弟一樣，當時人們一致認為司馬光是一個賢德之人。

經世致用

司馬光秉性剛直，在從政活動中亦能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行有利於國家的決策方略。而在舉薦賢人、斥責奸人的斗爭中，他也敢觸犯龍顏，寧死直謀，當廷與皇上爭執，置個人安危於不顧。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繼承人還沒確定下來。因為怕提起繼位的事會觸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諱，群巨都緘口不言。司馬光此前在並州任通判時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這次又當面跟仁宗說起。仁宗沒有批評他，但還是遲遲不下詔書。司馬光沈不住氣，又一次上書說:"我從前上呈給您的建議，馬上應實行，現在寂無聲息，不見動靜，這一定是有小人說陛下正當壯年，何必馬上做這種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們都沒遠見，只想在匆忙的時候，擁立一個和他們關系好的王子當繼承人，像 ‘定策國老’、‘門生天子’這樣大權旁落的災禍，真是說都說不完。"仁宗看後大為感動，不久就立英宗為皇子。

司馬光

英宗並非仁宗的親生兒子，只是宗室而己。司馬光料到他繼位後，一定會追封他的親生父母。後來英宗果然下命讓大臣們討論應該給他的生父什麼樣的禮遇，但誰也不敢發言。司馬光一人奮筆上書說:"為人後嗣的就是兒子，不應當顧忌私親。濮王應按照成例，稱為皇伯。"這一意見與當權大臣的意見不同。御史臺的六個人據理力爭，都被罷官。司馬光為他們求情，沒有得到恩誰，於是請求和他們一起被貶官。司馬光在他的從政生涯中，一直堅持這種原則，被稱為 “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說像司馬光這樣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錯誤了。

編寫通鑒

著史也是司馬光從政治國的一種方式。1071年，王安石為相，在政見不同、難於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請求擔任西京留守御史臺這個閑差，退居洛陽，專門研究歷史，希望通過編寫史著，從歷史的興衰成敗中提取治國的經驗。早在仁宗嘉佑年間(公元1056一1063年)，司馬光擔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官時，看到凡間屋子都是史書，浩如煙海的史籍，即使一個人窮其一生也是看不過來的。於是他逐漸產生了一個編寫一本既系統又簡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讀了之後能了解幾千年歷史的興衰得失。他的想法得了好友——歷史學家劉恕的贊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