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 - 基本資料

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永豐縣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學家、史學家。四歲喪父，家貧，他的母親以荻（秸稈）畫地，教他寫字。

多誦古人篇章，為詩文，“下筆出人意表”。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言事，得罪宰相被貶，歐陽修寫信斥責司諫高若訥不主持正義，被降知夷陵縣。康定元年（1040）復任館閣校勘，編修崇文總目。

慶歷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誥。五年，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等名臣相繼被排擠出朝，歐陽修上書為他們分辯，因被貶知滁州，後又改知揚州、潁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後任翰林學士、史館修撰等職，和宋祁等一同編修《新唐書》，又自修《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

晚年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太子少師。神宗熙寧五年（1072）卒於家，謚文忠。歐陽修 - 個人概述歐陽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號醉翁，晚年號六一居士，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漢族，吉安永豐（今屬江西）人，自稱廬陵人（例：《醉翁亭記》最後一句），因吉州原屬廬陵郡,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和詩人。與韓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

歐陽修 - 生平大事年表

歐陽修

仁宗天聖八年（1030）進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陽）留守推官，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

景佑元年（1034），召試學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館閣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

根據歐陽修年譜，1038年3月，他赴乾德為縣令，乾德即今日湖北老河口市。他在這裡任縣令期間，與一江之隔的谷城縣令狄栗甚好，常常在一起賦詩飲酒。他在任期間，為谷城做了兩件事。一是為谷城的夫子廟寫了《夫子廟碑》，二是為縣令狄栗寫了一篇墓志銘。

康定元年（1040），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後知諫院。

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歷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慶歷五年，范、韓、富等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後，又知揚州、潁州（今安徽阜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後任翰林學士、史館修撰等職，和宋祁等一同編修《新唐書》，又自修《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

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詔入京，與宋祁同修《新唐書》。

嘉佑二年（1057）二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人。這對北宋文風的轉變很有影響。

嘉佑五年（1060），歐陽修拜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以後，又相繼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

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請求外任，不准。此後兩三年間，因被蔣之奇等誣謗，多次辭職，都未允准。

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實行新法。歐陽修對青苗法曾表異議，且未執行。

熙寧三年（1070），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職，堅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縣）。這一年，他改號“六一居士”。

熙寧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辭職，居潁州。

神宗熙寧五年（1072）卒於家，謚文忠。歐陽修 - 人物評價

歐陽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主張除積弊、行寬簡、務農節用，與范仲淹等共謀革新。晚年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思想漸趨保守，對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譏評；但比較實事求是，和司馬光等人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

歐陽修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他的文論和創作實績，對當時以及後代都有很大影響。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境裡，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昆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並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為了矯正西昆體的流弊，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俞文集，出仕後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提出要使“文”有光輝，“學者當師經”，師經纔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實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體內容，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在對待“道”與“文”的關系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於“道”，但並非“有德者必有言”。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是歐陽修對創作的基本論點。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贊同。後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又鼓勵考生寫作質朴曉暢的古文，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歐陽修

歐陽修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以散文為最高。蘇軾評其文說：“論大道似韓愈，論本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但歐陽修雖素慕韓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並不亦步亦趨。他的散文深入汪出，既精煉又流暢，敘事說理，娓娓動聽，抒情寫景，引人入勝，寓奇於平，一新文壇面目。他的許多政論作品，如《本論》、《原弊》、《上高司諫書》、《朋黨論》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張，緊密聯系當時政治斗爭，指摘時弊，思想尖銳，語言明快，表現了一種匡時救世的懷抱。他還寫了不少抒情、敘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搖曳多姿。他的《釋秘演詩集序》、《祭石曼卿文》、《蘇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懷往事，情深意摯，極為動人；他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諸作，徐徐寫來，委婉曲折，言辭優美，風格清新。總之，不論是諷世刺政、悼亡憶舊、登臨游覽之作，無不充分體現出他那種從容寬厚、真率自然的藝術個性。

歐陽修在詩歌創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以文為詩”。通俗流暢。古體詩有的顯得詩味不濃，但部分近體詩卻比興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雋永。在內容上，他的詩有一部分反映了當時人民生活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例如，在《答楊子靜祈雨長句》中，描寫了“軍國賦斂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虛空”的社會現實；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飲官酒誠可樂”。而百姓“釜無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現象。不過，他寫這些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贈廣其說，為我持之告采詩。”為的是規勸統治階級修明政治，維護封建質序。另外一些詩，多是抒發詩人的生活感受，如《畫眉鳥》：“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寫出了對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

歐陽修不僅善於作詩，且時有新見，後人集錄成書，稱為《六一詩話》。今人郭紹虞說：“詩話之稱，固始於歐陽修，即詩話之體，亦可謂創自歐陽氏矣。”（《宋詩話考》）歐陽修的詩話，改變了以前的論詩這作或重在呂評、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並蓄，細加抽繹。他在評論詩的時候，雖然不廢雕琢，但主張歸於自然。他特別稱許梅堯臣“意新語工”之說，正是為宋詩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歐陽修還在宋初的詞壇上佔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創作了很多詞，內容大都與“花間”相近，寫的多是男女愛戀、離情別緒一類的題材。但格調較高，技巧嫻熟，不乏藝術珍品。例如為人們所稱道的《踏莎行》，末尾兩句：“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從思婦眼中寫征人，情意深遠，含蓄蘊藉，給人以新穎別致的感覺。又如《朝中措》開頭兩句：“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由於作者對事物體察入微，看似隨意寫出，卻是無限傳神，沒有爐火純青的工夫，是不能達到這種藝術境界的。

此外，歐陽修還打破了賦體的嚴格的格律形式，寫了一些文賦，他的著名的《秋聲賦》，與蘇軾的《赤壁賦》先後媲美，千載傳誦。

歐陽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績斐然。除文學外，經學有獨到見解，金石學有開闢之功，史學成就尤偉。他的獨生子歐陽發等曾作了一個統計，所著將近二十種，僅《四庫全書》收錄或存目就有十三種。以現行《歐陽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的《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為較全。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餘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餘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懮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懮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餘之嘆息。

——選自《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秋聲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