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母親河”——海河

中國最大的人工海港，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天津港

　　“海”與天津有著深刻的淵源，正是由於天津依河傍海又是首都北京的門戶，早在145年前就已向世界敞開了大門。正是這種獨特的區位優勢，使天津成為近代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和窗口，承載了一部與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歷史。

　　回顧近代天津成為中國北方經濟中心的歷史，是為了使我們更加熱愛天津，以全新的姿態建設天津，讓天津的明天更美好、更輝煌。

　　在近代中國，能夠在國內經濟發展中起到引擎和龍頭作用、在連接世界市場之間發揮橋梁作用的城市：南有上海、北有天津。

　　天津在我國是唯一與首都北京近在咫尺而又依河傍海的城市，1860年被西方列強的戰艦轟開大門後，便成為我國北方最早的通商口岸，被迫向世界開放。

　　天津獨特的區位優勢，集榮辱於一身，它曾是中國維新變法的策源地，是中國北方洋務運動的中心，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試驗場。當時，外國人稱天津為清政府的“中樞”之地。中國人也認為,近百年來“吾國外事盡萃於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國之安危，而恆於是乎卜之，故往往動中外人之視聽”。“國家維新之大計,擘畫經營,尤多發韌於是邦(指天津),然後漸及於各省,是區區雖為一隅，而天下興廢之關鍵系焉”。

　　正是這極其重要的城市地位，使天津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和窗口，經歷了中國走向世界之初的困惑與磨難、魅力與遺憾。天津從開埠前的一個中等“縣城”，迅速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進而成為中國北方的重要國際港口、商貿中心、金融中心和享譽世界的大都市。

　　北方工業的發祥地

工業區夜景

力神電池

一汽豐田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意識到作為畿輔屏障天津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於1866年(清同治五年)在天津設立機器局。這是天津近代工業的發端，也是中國北方工業的發祥地。天津機器局的籌備工作由常駐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持。1870年(同治九年)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這位洋務派的核心人物，立即對天津機器局進行擴建和設備更新，積極興辦近代軍事工業，大搞洋務運動，帶動了天津近代工業的興起。

　　天津機器局共有3000多職工，從國外進口一批先進設備，“專制外洋各種軍火機器”。該局分為東局和西局，東局在“城東十八裡賈家沽道”(今河東區東局子)，共佔地33頃，有42座機器房，計290餘間；洋匠住房160餘間，是專門制造火藥的軍工廠。西局於1868年(同治七年)在“南關外海光寺地方”建立，有車床、刨床、直鋸、卷鍋爐鐵板機器等設備，除了隨時為東局生產軍火所需配置物件外，還能制造各種西洋器具、開花炮彈，小汽艇、挖泥船，以及水下布雷用的水底機船(類似潛水艇)等。據當時外國通訊社報道說，這些廠房修得十分堅固，機器龐大而復雜，能以最新式的機器制造最新式的火藥，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藥廠之一。

　　天津機器局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也非常重視人纔培養和技術創新。1876年(光緒二年)李鴻章在局內開辦了中國第一所培養水雷技術人纔的軍事學校——天津電氣水雷學校。1878年(光緒四年)中國第一條機器挖河船——“直隸號挖河船”在天津機器局制成，並在開浚大清河中投入使用。1880年(光緒六年)中國第一艘潛水艇在天津機器局試制成功。當年，天津機器局還制造了名為“捧日”、“祥雲”兩艘小汽艇，送給慈禧太後供他在頤和園昆明湖使用。

　　1880年(光緒六年)北洋水師大沽船塢建立。李鴻章委任留法生羅豐祿為大沽船塢總辦。該船塢佔地110畝，塢內設有碼頭、大木、輪機、熟鐵、熟銅、鑄鐵、模樣、鍋爐、槍炮檢查等廠以及為檢修用的船塢6座，供北洋水師艦船避凍用的土塢數座。大沽船塢除了承擔北洋水師艦船的維修外，還制造了“飛龍”、“快順”、“捷順”等輪船和軍火。全塢共有職工600餘人，其中技術工人佔了一半。這種高起點、高技術含量的企業，不僅培養了第一代產業工人，而且為天津近代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洋務運動軍事企業的發展，對能源、原料和交通運輸等有了客觀需要。為解決天津機器局所需煤炭全部進口的問題，1876年(清光緒二年)李鴻章在組織勘探唐山開平煤礦的基礎上，於1878年(光緒四年)成立了“官督商辦”股份制性質的“開平礦務局”，總負責人是洋務企業家唐廷樞。這是中國最早機械化采煤的煤礦，也是中國第一家發放股息的公司。

　　幾乎同時，天津民族資本的近代工業也孕育誕生。1878年中國第一家機加工面粉廠——貽來牟機器磨坊、1884年開辦的德泰機器廠、1886年成立的天津自來水公司等在天津出現。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天津作為袁世凱推行“新政”的基地，於1903年在天津成立了直隸工藝局，近代著名實業家周學熙任總辦，創辦了工藝學堂、考工廠、實習工場等。緊接著天津織染縫紉公司、北洋勸業鐵工廠、造胰有限公司、天津牙粉廠、新興造紙廠、啟新洋灰公司、北洋灤州官礦公司等幾十家官辦、官督商辦、商辦的企業相繼成立。其中啟新洋灰公司生產的水泥在全國銷量最大，1919年佔到了全國市場的92.02%。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人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為天津民族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契機，大批的軍閥官僚攜聚斂之財雲集津門，為天津工業的發展注入了資本，促進了天津經濟快速發展。這時一大批投資規模大、技術含量高的企業紛紛成立，許多企業經過艱辛的努力，生產出在國內獨佔鰲頭的著名品牌，有的還享譽世界。如東亞毛呢紡織公司的“抵羊牌”毛線、仁立實業公司的“天馬牌”呢絨、利生體育用品廠的“利生牌”籃球、天津中天電機廠的“中天牌”電話機等。中國化學工業的先驅、著名實業家范旭東，創建了我國最早、最大的制鹼企業——永利制鹼公司，聘請留美化學博士侯德榜對制作純鹼技術進行攻關，經過幾年的努力，生產出永利“紅三角”牌純鹼，在1920年8月美國費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上一舉獲得金獎。從此，打破了英國人壟斷中國純鹼市場的局面。

　　到上世紀30年代，天津共有工廠1200多家，產業工人達20多萬，形成了紡織、化工、造紙、印刷、食品、機器制造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工廠總數和工業投資總額僅低於上海，位居全國第二。至此，天津已經具備了一個工業城市帶動和輻射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功能，成為實力雄厚的北方工業基地。

　　北方最大貿易口岸和重要商業中心

勸業場夜景

　　開埠後，清政府為了發揮天津在通商貿易中的重要作用，先是任命崇厚為三口通商大臣，常駐天津管理通商事務，建立了天津海關，後來又把所有洋務事宜歸直隸總督經管，並成立了“天津海關道”。天津實際上是中國北方對外貿易的管理中心。

　　天津是我國北方產品出口的重要口岸，也是出口產品的加工集散中心。隨著進出口商品種類的擴大和貿易額的增加，天津輻射能力通過華北、東北、西北深入腹地，與各地的聯系更加緊密，同時還開闢了與國內許多地區貿易交易的新網絡。

　　天津是進口商品的銷售市場，也是批發零售洋貨的重要基地。隨著各式各樣的“洋貨”湧入天津，一批銷售洋貨的商店和中介機構紛紛建立。北門外的河北大街、鍋店街、竹竿巷等成了洋貨市場，全國許多地區設在天津專門從事購銷洋貨的商貿行業開始興盛起來，與對外貿易有關的貨棧、運輸和報關等行業相繼產生與發展。

　　到20世紀30年代初，天津出口的對外貿易額中，棉花的出口量幾乎佔到全國的一半，而畜產品的出口量則要佔到全國的60%，居全國第一位。進口狀況也是如此，天津進口的面粉佔全國總量的35%，位居第一位；棉花、煤油、木材、燃料等貨物的進口，僅次於上海，居第二位。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天津外貿進出口總額佔全國的25%，佔華北的60%，成為全國第二大對外貿易中心。

　　隨著商業的繁榮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天津商業繁華區由開埠前三岔口一帶的北大關和天後宮，開始向以海河內港為依托的英、法、日等租界集中，至二三十年代天津商業繁華區逐步擴展到今天的南市、和平路一帶。1928年位於日租界和平路的7層大廈——中原公司(即現在的百貨大樓)開業，在和平路的另一端建起了7層購物中心——勸業場，兩大商場在和平路上遙相呼應，成為天津商業的象征。與此同時，在其周圍一批中西合璧的國民飯店、天祥市場、泰康商場、惠中飯店、渤海大樓、交通旅館、浙江商業銀行、中國大戲院等建築群拔地而起，連成一片，頗為壯觀。據有關資料統計，1931年天津共有商店和商號17124家，涉及120多個行業，從業職工達10萬餘人，天津成為我國北方最大的商業中心。

　　北方的金融中心

天津解放北路金融街夜景

　　天津開埠後，一批銀號也相繼誕生。隨著內外商貿的日趨繁盛，中國銀行和外國銀行競相開辦，有力地促進了天津金融業的蓬勃發展。天津近代中國政府大規模鑄幣的發源地，1897年北洋機器局開始鑄造銀元，1902年，袁世凱任命周學熙為北洋銀元局總辦，建立造幣廠，解決了當時天津市面上使用的貨幣復雜而不統一的問題。1903年清政府戶部撥銀400萬兩，在天津建立了“鑄造銀錢總局”，1905年建成“戶部造幣總廠”，分廠設於南京、上海、武昌、長沙、成都、廣州、雲南、遼寧等地，總廠將新幣的祖模發給各分廠。天津作為我國錢幣鑄造中心，推動了我國近代貨幣統一和金融現代化的進程。

　　1898年，清朝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天津分行為第一家華商銀行。爾後，我國一批頗有社會聲譽的銀行實業家紛紛在天津組建銀行。自1910年開始，北洋保商行、直隸省銀行、鹽業銀行、中孚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大中銀行、裕津銀行等先後開業。至此，包括國家銀行、地方銀行、官商合辦銀行、商辦銀行等在內的近代天津銀行蓬勃興起。在這些銀行中，鹽業、金城、中南、大陸四家銀行實力最強，被稱為“北四行”，時謂“執我國北方金融之牛耳”。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津的合資銀行共有7家，華資銀行18家，分行62家，居我國北方各城市銀行的首位。

　　與此同時，許多外國銀行相繼在天津設立分行。1880年匯豐銀行最早在天津籌設，緊接著一大外國銀行湧入天津。其中有1895年英國的麥加利銀行、1896年俄國的華俄道銀行、1897年德國的德華銀行、1899年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1902年比利時的華比銀行、1907年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1916年美國的花旗銀行和意大利的華意銀行等。各國銀行為顯示實力，采用了本國當時最先進技術和新穎設計，相繼在英、法租界建造了具有獨特建築風格，雄渾壯觀，氣勢宏大的銀行大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合資銀行、華資銀行逐步向英、法租界“中街”集中，使維多利亞道和大法國路(今為解放北路)形成了的天津的“銀行街”，也有人稱之為“東方華爾街”。到1936年，在津外資銀行共21家，資本總額佔外國在華銀行資本總額的16%，僅次於上海，居全國第二位。

　　此時，天津的金融業進入了“黃金時代”。天津作為北方金融中心，在全國各地，特別是“三北”地區普遍建立了金融網絡。以“北四行”為代表的商業銀行，在北京、上海、漢口、大連、南京、濟南、鄭州、石家莊、哈爾濱等地先後設立了分支機構，其中金城銀行從1928年至1937年在國內及香港建立了53個分支機構。隨著天津金融業的興盛，證券交易自20世紀初期悄然興起，1944年天津銀行公會組建了我國北方最大的華北證券交易所，有股東442家，上場證券26種，每日開拍，交易相當活躍。據天津市檔案館記載，“近代以來，經由社會局、錢業同業公會注冊登記，有據可查的金融機構，共有銀號400餘家，華資銀行100餘家，外資銀行20多家，與之相輔而行的保險、證券、信托等金融機構也具有相當規模。”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天津已經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和金融市場，並與上海相呼應，成為“中國南北兩大金融高地”。

　　領先全國的交通與通訊

南京路

大港世紀大道

連接和平區與河東區的重要交通樞紐——大光明橋

　　交通與通訊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方面，天津在全國一直領先。

　　中國的鐵路建設始自天津。適應“開平煤礦”運輸煤炭的需要，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中國第一條運營鐵路——“津唐鐵路”竣工通車，成為中國第一條連接大城市的正式鐵路。同時，誕生了我國最早的“天津鐵路公司”，使天津擁有中國第一座具有客運與貨運能力的天津老龍頭火車站，建立了中國第一條復線鐵路，即把“津唐鐵路”延伸到北京，並由豐臺延伸到盧溝橋。

　　中國最早的輪船公司在天津成立。天津開埠初期，國內水上運輸一直被外國人把持。1873年1月天津成立“輪船招商局”並正式營業，1893年該公司已經擁有26艘輪船，到1912年中國輪船進入天津港的已佔到總船數的15.2%，其中大部分是招商局的輪船，打破了外國輪船壟斷中國內航線的局面。　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天津在中國最早建成了圍城環行的有軌電車，成為第一座擁有公共交通的城市。

　　在郵政電信通訊方面，天津更是在全國領跑。1878年(清光緒四年)中國最早的近代郵政“天津海關書信館”在天津創辦，同年發行了中國最早的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開了中國郵政之先河。1879年(清光緒五年)中國第一條天津至北塘的電報線架設成功，同年中國人架設的第一條電話線在天津開通，當時最先進的通訊設備電報電話最先在天津使用。1880年(清光緒六年)中國最早的天津至上海營業性電報線開通，為中國民用電報通訊之始。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中國第一條自建長途電話線——天津至北京長途電話線開通。中國的第一條鐵路郵路、第一次航空郵運、第一個自建的自動電話局都誕生在天津。

　　除此之外，天津在中國城市中較早修建了平整道路，用上了自來水，街道兩邊安裝了路燈，出現了當時世界上流行的、建築風格異彩紛呈的學校、醫院、公園、商場、俱樂部、電影院以及豪華的大飯店和高級住宅等。這些散發著異國情調、風格迥異的“小洋樓”，猶如“萬國建築博覽會”頗具特色。所有這些，都大大提昇了天津作為北方中心城市的整體功能，使天津向著國際大都市的方向一步步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