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屈原列傳》曰：『屈原至於江濱，披發行吟澤畔，……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後人根據《屈原列傳》、《楚世家》以及《哀郢》、《懷沙》等所載的內容、有關屈原的史料，進行分析、推論、考證，因此，對於屈原自投汨羅以死的原由說法各異。屈原到底是為什麼而投江的呢？概括起來，主要有十種說法。

　　1、憤世說。此說主要認為屈原痛恨朝政紊亂、世事昏濁而投江。這種說法始於漢代。班固《離騷贊序》雲：『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不忍濁世，自投汨羅。』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雲：『屈原自放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羅，自沈而死。』劉向《新序·節士》雲：『屈原疾暗世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於世，將自投於淵。』另外，從有關史籍和屈原作品中，也可看出，屈原是極為憤恨朝政不明和世事混濁的，如《懷沙》：『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莫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更為明顯的是《漁父》：『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皜皜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司馬遷也將此記載於《屈原列傳》，可見，司馬遷對於屈原投江原因的看法大約屬於此類。

　　2、殉國說。此說始於漢，盛於清時至今。班固《離騷贊序》雲：『國將危亡，忠誠之情……自投汨羅。』宋朱熹《離騷經序》雲：『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清王夫之《楚辭·九章通釋》之序雲：『迨頃襄狂惑，竄原於江南，絕其抒忠之路。且棄故都而遷壽春。身之終錮，國之必亡，無?望矣，決計自沈。』王夫之認為，屈原眼看郢都淪陷，國都已破，於是不忍國亡而投江以殉國。

　　郭沫若《屈原賦今譯》(1)說：『屈原是一位理智很強的人，而又熱愛祖國，……他的自殺必然有更嚴肅的動機。頃襄王二十一年的國難，情形是很嚴重的。那時，不僅郢都破滅了，還失掉了洞庭、五渚、江南。頃襄王君臣朝東北逃難，在陳城勉強維持了下來。故在當年，楚國幾乎遭了滅亡。朝南方逃的屈原，接受著壓迫，一定是看到國家的破碎已無可挽救，故纔終於自殺了。』郭沫若是現代屈學中持『殉國』說的主要代表。郭沫若多次申述其『殉國』說。他在1942年撰寫的《屈原考》說：『他把所有的血淚涂成了偉大的詩篇，把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祖國，與國家共存亡，這是我們所以崇拜他的原因，也是他所以偉大的原因。』他在《屈原簡述》(2)中說：『當楚國的都城被白起攻破的時候，他曾做過一首悼國都的詩，……看到楚國的前途已經絕望，就在這年的五月五日(農歷)終於跳進湖南汨羅裡自殺了。』他又在《偉大愛國詩人屈原》(3)中說：『屈原的自殺，事實上是殉國難。』詹安泰《屈原》(4)說：『屈原是戰國時代楚國貴族中一個最進步的分子，他熱愛祖國，關心人民，忠於自己正直的主張，以忘我的精神與一切惡勢力斗爭到底，最後，他投入長江東邊的汨羅江，以身殉國。』游國恩、陸永品也承襲此說。

　　3、潔身說。此說來源於《漁父》、《離騷》以及《懷沙》、《涉江》等詩篇的詩句。《漁父》有『安能以身之察察，愛之汶汶呼！』、『安能以皜皜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離騷》有『伏清白以死直兮』。宋司馬光《屈平》詩曰：『白玉徒為潔，幽蘭未謂芳。』司馬遷《屈原列傳》也有『其志潔，故其稱物芳』的評說。

　　潘嘯龍在《從漢人的記述看屈原的沈江真相》(5)一文中指出，屈原『為了保持清白峻潔的操守，捍衛自己畢生追索的理想，他因此莊嚴宣告：「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終於帶著不盡的遺恨，懷石自投於汨羅江中——這就是詩人在絕命前的《懷沙》中，對於自己為何沈江所作的憤懣自白。』

　　姜亮夫《楚辭今繹講錄》(6)說：『屈原為什麼要跳水呢？屈原是清清白白的，「伏清白以死直兮。」「直」是道德的「德」字，即，我有這個德，先天得之於我的先祖高陽，我是楚國的宗族。我又有這樣的修養，既然「舉世皆濁我獨清」，我有什麼辦法呢？他自己個人是光明磊落的，沒有一點含糊，他最看得起的道德是耿介，耿是光明的意思，介是大的意思，光而且大，這是屈原的最高理想。』

　　4、屍諫說。此說以王之江為代表。他在《屈原之死芻論》(7)一文中認為，楚國『黨人』橫行，國危瀕亡，屈原已被流放之中，無力身諫楚王。但屈原忠心未泯，既無力效忠國與民，也無力促使楚王醒悟，只好采取屍諫之法，投汨羅而死。

　　5、賜死說。此說以吳郁芳為代表。吳郁芳在《屈原不是自殺的》、《再說屈原不是自殺的》(8)兩文中指出，史籍中有許多自沈、自縊、自鴆、自刎者，名為『自殺』，實為誅殺、弒殺、刑殺。而且古代又有『刑不上大夫』之俗規，因此，『大臣有罪，皆自殺』，這就是『有賜死而無戮辱』的『優刑』。屈原不僅曾任過三閭大夫，而且還任過僅次於令尹的左徒。屈原的流放，實際是變相的死刑。吳郁芳還說，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曰『流放』、『遷之』皆誅也。變相的死刑即為賜死。

　　6、謀殺說。此說源起於現代，以1991年《上海采風》第9期刊載的署名為『大可』的《屈原死於謀殺》為代表。該文認為，屈原是做了秘密愛情的犧牲品，他最眷愛和迷戀的『湘夫人』就是楚懷王的寵妃鄭袖，與鄭袖私通而遭流放，楚懷王之子頃襄王繼位後，屈原的政敵對其進行謀殺。刺客在汨羅江上乘龍舟追殺屈原，屈原乘另一只龍舟飛快逃跑。最後被刺客裝入麻袋投入江中，並說此即為賽龍舟和包粽子之情形。對端午的解釋是：『端』就是端正、澄清之意，『午』是『忤』的通假字，『端午』就是澄清謊言的意思。隨後，《東南西北》在1991年第12期上又將該全文轉載。1999年湖北《三峽晚報》刊載馬健的《屈原死因新解》，重彈此調，《旅游導報》第78期也登載過此類『情殺』的文章。此說可謂情調低下，無中生有，粗制濫造。1991年《中國文化報》曾載《屈原不可戲說》一文，批評信口雌黃和嘩眾取寵的『戲說』，稱此是篡改了民間傳說，是招搖過市。

　　7、救主說。亦稱『易服救主』說。此說源於湖北秭歸一帶的民間傳說。黃丹《屈原死因新說》(9)一文說，在屈原的誕生地——湖北省秭歸縣樂平裡，有一個民間傳說：相傳屈原遭奸佞中傷後，被楚懷王流放到沅湘荒蠻之地。懷王在秦國死後，頃襄王繼位。當時的楚宮已墮落得不成樣子，秦軍經常犯楚，佔領了楚國不少地方，後來又攻破了郢都，並追殺頃襄王。頃襄王非常悔恨，當初不該親秦，更不甘心楚國近800年的基業毀於自己手中，於是他想到了被流放在汨羅江一帶的屈原，就去找他商議救國大計……秦軍聞訊後緊緊追來，在這危急關頭，屈原與頃襄王換了衣服，並且在秦軍的視線下跳進了汨羅江，秦軍眼看著『頃襄王』沈入江中，停止了追殺，從而使頃襄王得以脫險。該文從『易服救主』傳說故事的可靠性、『救主說』符合屈原忠君愛國思想的一貫性等方面進行了論證、闡述。

　　8、殉道說。郝志達、王錫三在《東方詩魂》(10)一書中提出，屈原的自沈是『以身殉道』，並認為此舉是屈原對死亡意識的莊嚴探索與實踐，是屈原人格力量的最後昇華。認為屈原堅信道德的力量，相信自己認可的道德標准，世上的人都可以做到，也都應該做到。並指出『以身殉道』具有自身認知的片面性。該著中說：『屈子那種「以道自任」、「以道輔勢」，大任降於己的強烈的時代使命感，同現實世界的污濁黑暗以及自身認知的片面，使他陷入一種苦痛而無法自拔的思索之中。』又說：『屈子對死亡的抉擇，不是他人生的自然歸宿，而是他對人生積極探索後的必然選擇，是屈子崇高人格的昇華與最後的實現。』

　　當代部分學者認為屈原的『以身殉道』具有一定的缺陷，曲德來《屈原的『鄉國之情』、氣質和人格新論》(11)認為，屈原追求的所謂『完美人格』，包含『內美』和『修能』兩個方面的內容。屈原所稱道的『內美』，實質上是把人的價值維系在宗法血緣關系、巫術意識和巫術風習上；『內美』是楚國固有的原始感性文化的標志。屈原強調的『修能』，屬於儒家道德倫理，這種意識，把人的價值維系在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上，這是春秋時代理性文化發展的產物。這兩個不同性質的文化觀念，在一個完整的人格中是難以並存的。因此，這種『兩難追求』注定了他不可避免的失敗和人生悲劇。黃靈庚《論屈原之死》(12)一文說，屈原沈湘自殺，與其說是社會悲劇，毋寧說是他人格缺陷的悲劇。

　　9、政治悲劇說。馮川在《人文學者的生存方式》(13)第三編《文心臆解·屈原與自戀》中提出，屈原的悲劇，突出地表現為外在的政治思想和內在的道德理想兩者之間的尖銳衝突，把個人理想強加給現實，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屈原非失敗不可。成功是屈原內在神性所不能允許的——成功意味著神性的放棄與泯滅，失敗則有可能使屈原以其他方式去彰顯內在之神性。冷成金在《隱士與解脫》(14)一著中認為，屈原對儒家的觀念一直存在兩點迷誤：一是認為王道美政與現實歷史統一；二是認為建功立業是實現人格自足的惟一途徑。事實上，君主與聖人、國家與祖國，是兩組有著本質區別的概念，君主是社會秩序的偶然和現實形態，並且僅是外在標記；聖王則是一種文化理想的現實顯現，是內在品質的外化；國家只是一個政治意識的人為形態，與美政理想並無必然聯系，也無情感意義；而祖國是一個情感概念，是一個民族的情感的歷史文化積淀，具有絕對的情感意義和無需論證的神聖性。屈原的痛苦就在於混淆了兩者的區別。屈原以死追問出了現實國家、君王的真相和意義，彰顯了理想與現實的不統一性和現實的荒謬，對人們有極大的警醒作用。

　　10、殉楚文化說。楊春時在《楚文化的挽歌和屈原的悲劇》(15)一文中認為，楚國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實體，戰國末期，在以秦國為代表的北方文化發展的逼迫下，以楚國為代表的南方文化明顯衰落，並且面臨著淹滅的危險。屈原作為楚文化的精英，預感到楚文化的危機，而又無力挽救，最終以死殉之，而屈原賦也成為楚文化的挽歌。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屈原賦纔達到理性的超越，並具備了深刻的審美意義。同時，故國文化是屈原安身立命的根基，他是吸吮著文化的乳汁成長的，他無法容忍楚文化的淹滅，更不能生存在北方異質文化中。秦國的法家文化崇尚暴力、棄絕仁義，理智冷酷、壓抑個性、功利世俗、泯滅信仰。而楚文化則以其血緣親情、熱情和想象、神話和詩意征服了屈原。對楚文化的忠誠熱愛超越了對君王的義務，對國家的職責、對宗族的隸屬、對故土的鄉情，它是屈原生命的全部內涵。屈原賦的寫作動機就是抒發忠誠眷戀之情，排遣懮思怨憤之意，表達與楚文化同命運的決心。楊春時指出，屈原的悲劇也在於，他成了一個落後的、最終淹滅的文化的殉道者，屈原之死的根本原因是其精神支柱——對天道的信仰崩潰了。他沒有把生存的基點置於自由選擇上，而是為傳統殉葬。

　　以上十種說法中，廣為流傳的是『殉國說』，再次是『憤世說』。其他說法未被公認，特別是『謀殺說』中『情殺』的說法，似已超出學術討論或研究的范疇，可稱過眼煙雲，無稽之談。應該引起學術界的警惕，不可被戲說迷惑。

　　注釋：

　　⑴郭沫若《屈原賦今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6月。

　　⑵郭沫若《屈原簡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

　　⑶見《楚辭研究論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⑷詹安泰《屈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

　　⑸見《安徽師大學報》，1989年第3期。

　　⑹姜亮夫《楚辭今繹講錄》，北京出版社，1987年10月。

　　⑺見《遼寧大學學報》，1983年第6期。

　　⑻分別見於《江漢論壇》，1990年第10期，1991年第8期。

　　⑼見《中國楚辭學》第四輯，學苑出版社，2004年1月。又見《荊楚文化與民俗論叢》⑵，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12月。

　　⑽郝志達、王錫三《東方詩魂》，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

　　?見《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第4期。

　　?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臺灣)，1996年第8期，

　　?馮川《人文學者的生存方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冷成金《隱士與解脫》，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見《河北學刊》，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