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記者陳菁霞)在當代世界，儒學這一概念指涉的是什麼？是歷史上的儒學教義和理論，還是當代儒學從業者的研究成果和各種主張？是當代中國所需要的以儒學為標志的新的社會政治和道德理論？還是包羅古今中西的所有可以命之為儒學或與儒學有關的思想、理論、主張、作品？

　　在近日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舉行的“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笑敢拋出了上述疑問。劉笑敢說，提出這一問題的背景是兩個基本區別。一是傳統社會中的儒學與現代中國的儒學地位、功能、角色的不同。忽視這種不同，儒學在當代的發展就可能是比較盲目的，方向不明的。二是已有的儒學與應有的儒學的不同，也即實際存在的儒學理論與當下和未來所需要的儒學的差異所在。“很顯然，適應農業社會和帝制皇權傳統的理論很難完全適應現代工業化、商業化、信息化的社會關系和價值理念，要讓儒學在現代社會發揮積極作用，就要在傳統儒學的基礎上創造新的儒學思想和理論。新的儒學還是儒學，但必須是適合當下社會需要、能夠產生積極功能的學說。如果不能充分正視傳統儒學教義與現代社會條件的差異，那麼弘揚和提倡儒學就是一廂情願的沙漠行舟，瀚海驅車。”

　　“在現代中國，儒學與官方意識形態已經完全切割開來，儒學最顯著的形式是現代學術中的一科，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主流。而從西方引進的現代學術的概念卻不是傳統儒學有機體的天然組成部分，是自外引入不到百年的新領域，儒學從傳統的信仰對象變成了學術研究的客觀對象，盡管在人文學研究中的客觀性與物理世界中的客觀性有重要不同，但是客觀研究的態度是最基本的，沒有這種態度，就沒有儒學作為現代學術發展的可能性。”劉笑敢認為，這意味著儒學從信仰之對象變成了客觀研究的對象，而作為客觀研究之對象的儒學與仍然發揮影響的儒學的另外兩個身份和功能，即民族文化價值核心與個人精神修養之指南的功能，就存在著不可避免的衝突。“在當代世界要發展儒學，就要正視並恰當處理這種衝突，讓儒學的不同身份和功能各安其位，避免混淆與衝突。這樣，作為客觀研究對象的儒學和作為信仰對象的儒學就可以在明確分工的情況下互補共生。”

　　劉笑敢指出，儒學在當代中國的研究、傳播與實踐是一個重要課題，需要跳出既有的習慣性做法不斷創新。可行的第一步就是在經典詮釋的基礎上擴展視野，向更嚴肅的客觀性研究和更嚴肅的理論、教義創新兩個方面拓展，爭取在不斷揭示儒學思想的歷史真相和創造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新學說兩個方向均有所突破，而這些成績的取得，需要我們對純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工作之間如何分工與如何互補有更清晰更明確的觀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