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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明:荊軻刺秦故事最早見於何書?
2013-06-21 16:54

  荊軻刺秦的故事在中國幾可謂家喻戶曉,魏晉以降,題詠、改編之作絡繹不絕,不僅有詩詞文賦,還進入到小說、戲曲領域;二十世紀以來,戲劇、影視以之為題材者亦不鮮見,但荊軻刺秦故事最早見於何書,卻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迄今為止,有關此問題的答案至少有三種:一是認為始見於劉向所編之《戰國策》,即《燕策》三中的“燕太子丹質於秦章”,二是認為始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刺客列傳》,三是認為始見於無名氏所撰之《燕丹子》。

  認為始見於《戰國策》者,並非不曉司馬遷撰寫《史記》在前,劉向編撰《戰國策》在後,而是相信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參考了某個先在的戰國史料。如班固《漢書·司馬遷列傳》、司馬貞《史記索隱》都指出司馬遷“采”、“約”《戰國策》,上世紀七十年代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更為上述觀點提供了新的證據。由於《戰國縱橫家書》中的某些記載同時見於《史記》和《戰國策》,且文字幾無差異,使得人們有理由認為,司馬遷撰述《史記》不僅所據戰國史料與劉向所校“中書”部分重合,而且也像劉向一樣直接抄錄。盡管《戰國縱橫家書》中並不包含荊軻刺秦故事,但不少人相信,《史記·刺客列傳》與《戰國策·燕策三》所記荊軻事高度相似這一現象,應該理解為是司馬遷與劉向共同抄錄自某種與《戰國縱橫家書》類似的戰國文獻。

  而認為始見於《史記》者則相信,《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乃自《史記·刺客列傳》補入。自明人鄧以贊首先懷疑《戰國策》所記荊軻刺秦事乃劉向抄自《史記》後,清人吳見思、方苞、吳汝綸等也都持類似的看法。今人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張清常、王延棟《戰國策箋注》等均認為《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一章當從《史記·刺客列傳》補入。此說依據主要有三:1、根據《刺客列傳》篇末“贊論”,司馬遷所記乃得自公孫、董生二人轉述秦國御醫夏無且之語,屬第一手材料;2、司馬遷所記遠較《戰國策》完備,除秦廷行刺事件始末之外,還包括了荊軻此前的經歷及後來高漸離以築擊始皇事;3、《戰國策》本不以敘事見長,“燕太子丹質於秦”章文風與之不類,而更近於《史記》的傳記體例。

  至於始見於《燕丹子》之說,自然以《燕丹子》較《史記》先出為前提。雖然四庫館臣已判定《燕丹子》乃東漢以後人所為,“其文實割裂諸書燕丹、荊軻事雜綴而成,其可信者已見《史記》”,但將《燕丹子》付梓刊刻的孫星衍卻認為此書作在史遷、劉向之前,“審是先秦古書”,“《國策》、《史記》取此為文”。今人魯迅也認同孫星衍之說,肯定《燕丹子》為“漢以前書”。又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了由程毅中點校的《燕丹子》,其《點校說明》寫道:“《燕丹子》產生於漢代甚至更早,是完全可能的”,故“《周氏涉筆》說它‘似是《史記》事本’,也是有道理的”。此外,李劍國、陳洪主編的《中國小說通史·先唐卷》雖然不以司馬遷刪削《燕丹子》以作《荊軻傳》之說為然,但仍相信《燕丹子》“出於秦漢間”,“不會在司馬遷作《史記》之後”。

  顯然,以上三種看法不但互異,而且互斥,就是說,這三種看法不可能並存,正確的答案要麼是三者之一,要麼在三者之外。那麼,這三種看法,哪一種更為可信呢?

  應該說,第一種看法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一個記有荊軻刺秦故事的戰國史料文本。這個文本作於秦漢之際,完整地記錄了荊軻為燕太子丹所用,謀劃並實施刺秦的整個過程;司馬遷寫作《史記·刺客列傳》時看到過這個文本,劉向編校《戰國策》所據材料也包含了這個文本,而且兩人都不加刪削修改,完整抄錄了同一文本。可是,這樣一個文本果真存在嗎?有沒有材料(哪怕是一條)能夠直接證明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司馬遷、劉向都見過的文本?不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是提供了這種可能性,但僅僅是可能性,並不能確證該文本的存在。檢《戰國縱橫家書》可知,出土帛書二十七章中,《史記》和今本《戰國策》俱存者共七章,依次為第五、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四章。七章之中,除第二十四章略有記事之外,餘下六章皆以記言為主,尤其是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一四章,除首尾略有敘述,幾乎全是人物游說之辭或書信。比較《史記》、《戰國策》各自所載不難看出,文字重合度最高的正是這些記言的部分,而且隨著記事成分的增加,文本的差異也明顯增大。如果將上述被抽取出來進行比較的文字還原到《史記》文本,便會發現它們大多只是《史記》原始文本中的一個片斷或組成部分,並不像《戰國策》那樣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章節。所以,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可以證實司馬遷和劉向利用了相同或異版的歷史文獻,卻不能由此得出《荊軻傳》必定錄自《戰國策》所據史料的結論。

  第二種看法最大的不足,在於無法確證何人、何時以及為何將司馬遷所寫《荊軻傳》剪裁後補入《戰國策》。清人方苞等認為是劉向所為,但從劉向編纂《戰國策》所據材料(“中書”)及其對《戰國策》一書內容特點的概括(“皆高纔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來看,他實在沒有將《史記》之文並入《戰國策》的理由。今人顧頡剛則相信是宋人曾鞏重校《戰國策》時補入,然而一個長期被人忽略的事實是,早在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時,他所看到的“燕太子丹質於秦”章文字幾乎全同於《史記·荊軻傳》。司馬貞於《刺客列傳》篇共引《戰國策》十一條,其中《豫讓傳》三條,《聶政傳》七條,《荊軻傳》僅一條,即“北購於單於”句後注:“《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這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司馬貞看到的《戰國策》,特別是其中的《燕太子丹質於秦》章與今本基本相同,甚至較今本更少與《史記》的差異。正因為兩者幾無差異,所以無須引《戰國策》出注。另外,無論是李善《文選》注還是司馬貞《索隱》,包括張守節《正義》,在涉及荊軻刺秦事時都缺失了高誘的《戰國策注》,這實際上意味著《隋志》著錄之高誘本《戰國策》與劉向三十二卷本存在較大的差異,包括缺少“燕太子丹質於秦”章。也就是說,唐人所見之三十二卷本《戰國策》已載有幾乎全同《史記》的“燕太子丹質於秦”章,但此部分文字卻不見於高誘注本。

  所以,如果《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確實是從《史記·刺客列傳》補入的話,那麼其時間必定在漢以後,唐以前,亦即魏晉南北朝時期。據劉知幾《史通·六家》,晉人樂資、孔衍分別撰有《春秋後傳》、《春秋後語》兩部戰國史,兩書基本上都是以《戰國策》、《史記》所記戰國史事為依據加以剪裁編排,而《春秋後語》似乎更為流行。樂資的《春秋後傳》宋以後已不存,孔衍的《春秋後語》亦亡於元、明之際,後人雖有輯本,然篇幅短小,難窺全貌。所幸敦煌藏經洞文書中存有《春秋後語》的若乾殘卷,經今人康世昌等整理輯校後得以恢復其大概。通過將《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與殘存《春秋後語》相關部分作文字比對,並結合《春秋後語》編撰體例進行考察,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即兩個文本的行文風格非常類似;更重要的是,《燕太子丹質於秦章》開頭一段文字(“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乃孔衍據《史記·燕世家》中“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數句稍加變動而成。這表明今本《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極有可能是後人據《春秋後語》補入。再從《燕太子丹質於秦章》的結尾補敘高漸離以築擊秦皇帝事來看,也與殘存之《春秋後語》相符。故所謂《燕太子丹質於秦》章實出自孔衍《春秋後語》,其事已無可疑,至於補入之時間,最有可能的是隋至唐初兩次由朝廷出面的大規模有償征集遺書活動期間。

  既然今本《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乃後人據《春秋後語》補入,則就《史記》、《戰國策》二書而言,司馬遷之作無疑是原創;那麼,是否還有可能如孫星衍所言,《燕丹子》出自先秦,而“《國策》、《史記》取此為文”呢?

  這種可能性其實並不存在。事實上,《燕丹子》並非出自漢人之手,更非先秦古書,而是南朝江淹的擬作。比較《燕丹子》與江淹經歷及其創作,可以看出二者之間存在某些頗為特殊的關聯,如《燕丹子》所寫太子丹與建平王劉景素頗多相似,而荊軻身上依稀能看到江淹的影子;此外,《燕丹子》文風與江淹散體之作不乏一致,且江淹本以擅長模擬著稱。簡言之,江淹可以說既有撰寫《燕丹子》的動機,同時也具備寫作所需之條件,《燕丹子》出自江淹之手,可能性極大。另一方面,若將《燕丹子》與《史記·荊軻傳》對讀,則不難發現二者多有差異,比如說太子丹與鞠武的對話,某些事件發生的時間,某些人物細節描寫等,二者都有明顯的不同。尤其是人物關系的變化(如太子丹取代荊軻成為故事的主角),敘事重心的調整(《燕丹子》增加了田光評點太子丹門客、荊軻與夏扶舌戰等場面,以及太子丹厚待荊軻三事),故事結局的改變等,更是呈現出《燕丹子》獨有的創作特色。所有這些變化的發生,如果只是歸因於對先前民間傳說的吸納,或後代文人的潤飾,實在過於勉強;而如果聯系建平王其時所面臨的情勢及江淹處境,便能夠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釋。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羅根澤曾撰文指出,《燕丹子》成書時代“上不過宋,下不過梁,蓋在蕭齊之世”,這個判斷大體不錯,但如果說得更具體些,《燕丹子》的寫作時間應該是在宋後廢帝元徽二年(474)江淹被黜吳興之前。

  綜上,荊軻刺秦故事最早實見於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其後晉人孔衍據之改寫成《春秋後語·燕語第十》之荊軻刺秦篇,南朝江淹則取其故事框架,想象虛構創作小說《燕丹子》,隋唐之際又有人對孔衍之作稍加剪裁補入《戰國策·燕策》,後人失察,遂有司馬遷抄自戰國史料,或《燕丹子》為《史記》事本等誤解。

  以上所說如若可從,那麼,對於這樣一個自唐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誤解,是否應該予以糾正呢?相應地,諸如現行中學語文教材中的荊軻刺秦文章選自《戰國策》而非《史記》,文學史在介紹《史記》敘事藝術時以荊軻刺秦事為例說明《戰國策》對司馬遷的影響,以及中國小說史論著將《燕丹子》作為漢代甚至先秦小說加以論列,進而肯定中國古典小說創作早在秦漢時期就已達到成熟之境等問題,我們是否也有必要重新審視,另作選擇?

 
稿源: 中華讀書報  編輯: 宋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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