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四姐妹的名氣很大,不光在中國,在外國都有很大的影響,前幾年美國耶魯大學的金安平女士撰寫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張家作為一個大家,開始於我老伴張允和的曾祖父張樹聲,張樹聲是跟隨李鴻章打仗出身的,“張家”與“李家”相並列。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清朝大官允許回家守孝三個月。李鴻章回鄉丁懮的時候,職務就是由張樹聲代理的。張樹聲的官做得很大,任過直隸總督、兩廣總督、兩江總督。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張允和的父親張武齡,生於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響。他知道家裡有錢、有地位,但總這樣下去不行,就決定離開安徽,到蘇州興辦新式教育。1921年他在蘇州辦樂益女子學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蔣夢麟等當時許多有名的教育家結成朋友,幫助他把學校辦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別人想辦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當時有一個笑話,他的本家嘲笑他:“這個人笨得要死,錢不花在自己的兒女身上,花在別人的兒女身上。”其實,他在當時比較先進、開明,他的財產專門用來辦教育,他對下一代主張,自己的錢只給兒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個,四個女的——“張家四姐妹”受到了當時比較好的教育。不僅是新的大學教育,傳統國學的基礎也比較好。葉聖陶在我岳父的學校教過書,他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纔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我與張允和從認識到結婚的八年時間裡,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很普通的往來,主要在蘇州；第二個階段,到了上海開始交朋友,但還不算是戀愛；第三個階段,我在杭州民眾教育學院教書,而她本來在上海讀書,正好趕上浙江軍閥與江蘇軍閥打仗,蘇州到上海的交通癱瘓了,於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學借讀。在杭州的一段時間,就是戀愛階段。

　　有一個趣味的事情,有一個星期天,我們一同到杭州靈隱寺,從山路步行上去。靈隱寺在當時規模很大,環境優美,現在只剩下了當中幾間房子。當時戀愛跟現在不同,兩個人距離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牽手,那時候是男女自由戀愛的開頭,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個和尚在我們後邊聽我們講話,我們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我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問我:“這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幾年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和尚於是說:“怪不得她的中國話講得那麼好!”

　　婚前,我寫信告訴她,說我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她說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獨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當時的思想也比較開明。

　　不久我們就在上海結婚。四姐妹裡,她最早結婚。我們找了上海青年會,請客簡單便宜。我和張允和的婚禮,我母親去了,我父親沒有去。

　　別人都說我們結婚七十多年來沒有吵架,就因為我們的親戚經常向我們的保姆詢問此事。其實我們也有吵架,不過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也沒有鬧幾個小時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人的問題。的確,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

　　我們相信外國哲學家的一句話:“不要生氣!”許多人問我們長壽之道,我們想不出什麼道理,可是我們相信不要生氣。因為,外國一位哲學家說:“生氣是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這是完全對的。譬如,夫婦兩個為了孩子生氣,孩子做錯了一點事情,就大動乾戈,實際上就是懲罰自己。我們相信這個話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從相識到相戀到結婚的過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一位親戚說:張允和不是人們所說的“最後的閨秀”。她是典型的現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氣蓬勃,充滿現代意識。她學生時代的作文,把淒涼的“落花時節”,寫成歡悅的“豐收佳節”；秋高氣爽應當精神煥發,為何“秋風秋雨愁煞人”?她參加大學生國語比賽,自定題目“現在”,勸說青年們“抓住現在”,不要迷戀過去。她編輯報紙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對當時把女職員說成“花瓶”。(周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