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特別是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我國外交事業空前發展，為適應新形勢，迎賓禮儀改革勢在必行。總的方針是，既節省人力、物力、財力、時間，又體現中華民族崇禮好客，注意同國際禮賓接軌的精神。

　　主要改革措施包括：

　　停止提供專機

　　提供專機的做法，國際上比較少見，不但花費多(上世紀70年代，我國往返非洲的一架專機，至少要花費60萬元-70萬元外匯人民幣)，而且我方還需承擔專機安全責任。當時，我國能提供的專機多為蘇聯產的中小型客機，我國從政治上考慮較多，覺得亞非國家友好，都是窮朋友，要求派專機不好拒絕。鑒於70年代後期，世界民用航空業已四通八達，我國再提供專機似無必要。於是，1978年12月，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批准了外交部的報告：停止提供專機。

　　控制國賓訪華起數

　　控制國賓訪華起數並對在華食宿、交通、免費招待人數和天數等做了限定。鑒於國賓和其他重要外賓訪華數量迅速增加(如1979年37起；1984年63起；1985年70起)，每團的人數動輒超過百人(如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團181人，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團134人，紮伊爾總統蒙博托團130人等)，自1980年起，我國曾數次限制外賓來華起數、人數。

　　自1999年2月起，按外交部規定，每年接待外國元首國事訪問不超過10起，政府首腦的正式訪問不超過6起。1999年7月1日，又明確規定，在對等基礎上招待外國貴賓5天，外國元首級限18人，政府首腦級12人，超出者自費。

　　壓縮儀式規模，減少出席人數

　　歡迎儀式是雙邊活動，我國只邀請來訪國貴賓的隨行人員及其駐華使館參加。自1978年10月1日起，停止邀請來賓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駐華使節參加儀式。外賓抵離，中方有關部、司級官員迎送，離京時，不再舉行儀式，改由我國領導人前往賓館話別(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話別』安排，分別於1993年和1996年停止)。另外自1989年1月起，不再安排少年兒童和青年隊伍參加歡迎儀式(2013年恢復安排80名少年參加)。

　　歡迎儀式由機場、車站移至人民大會堂舉行

　　人民大會堂是我國政治活動的中心，在大會堂東門外廣場(天氣不好或冬天在大會堂內北大廳)舉行歡迎儀式，凸顯了歡迎禮儀的政治含義。在天安門廣場游覽的民眾，往往會被壯觀的迎賓場面所吸引，紛紛駐足觀看、鼓掌。廣大民眾的熱情歡迎，給貴賓留下了美好印象。

　　這項改革的實際意義還在於，歡迎儀式地點改變，避免了機場(車站)往返興師動眾，節約了我國領導人和有關迎送人員的時間。這一改革不僅得到了外賓的歡迎，也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支持，有人寫信稱贊說：『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後，我國領導人歡迎外國國賓儀式地點改在人民大會堂前舉行，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這項改革於1980年9月實行。

　　歡迎儀式之後，通常是進入人民大會堂進行政治會談、簽約、宴會。這樣，國賓訪問的幾項主要活動一氣呵成，時間、地點緊湊、自然，避免了出出進進、來來去去，節約了寶貴時間和精力。

　　恢復鳴放禮炮

　　自1984年2月起，恢復在『文革』中中斷的為來訪外國元首、政府首腦鳴放禮炮的禮儀。禮炮鳴放分別為21響、19響，與國際上接軌。

　　設置陪同團長

　　外國貴賓應我國領導人邀請來訪，我國領導人不可能全程陪同，自1983年7月起，我國設置陪同團長，全程陪同國賓訪問活動。陪同團長由國務院部委正、副部級負責人擔任。多年來，這一做法為確保國賓訪問成功，起到了積極作用。可是，由於陪同團長的級別難以做到完全一致，引起一些國家使節抱怨。還有，由於各部委負責人負擔重，難以應約作陪同團長，因而從1998年4月起，停止派陪同團長做法。此後，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來訪，抵離北京，一般由外交部領導、駐來訪國大使、外交部有關司負責人迎送。　(馬保奉/作者為外交部禮賓司原參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