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底的一天下午，記者在河北區江都路街如皋里社區居委會“老賈調解工作室”見到了賈維義。這位已經81歲高齡的老人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精神矍鑠，說話條理清晰。

　　大約4點左右送走最後一批來訪的羣衆，賈維義一邊兒整理好手上的案件材料，一邊兒對記者說，過去還有一部“法律熱線”，社區發放的“法律服務便民卡”以及公告欄的“通知”上都會寫上這部熱線的電話號碼，但如今熱線已經不接了，“耳朵不行了，即使帶着助聽器電話裏的聲音也聽不太清。有時有人打來電話，我也只能告訴對方有時間最好週六來居委會，我當面給解答。”

　　作爲一名共產黨員、司法幹部、人民律師、人民調解員，賈維義雖已退休20年，但爲人民服務的職責卻從未間斷。從2006年至今，他每個週六上午都義務爲居民提供法律諮詢，9年來已服務近兩千人次，舉行義務普法課程百餘場，被稱爲社區“義務律師”和“義務普法員”。他的這份熱情也帶動了很多年輕的法律工作者，跟隨他一起走上了這條普法道路。

　　“羣衆小法庭”調解鄰里糾紛

　　2006年，賈維義從政法系統退休，但仍繼續做律師工作。他在思考一個問題，是在家好好休息、安度晚年，還是繼續發揮個人專長爲社區奉獻自己的餘熱？他覺得自己有責任有義務將晚年生活投身到社區公益事業中，爲大家提供法律服務。那一年，社區居委會換屆選舉，由於羣衆的信任，他被選爲兼職委員，主抓議事會工作。雖然律師工作並不輕鬆，但羣衆的信任、領導的支持和居委會其他成員的協作，使他決心一定要做好這項新工作。

　　說到賈維義解決的第一場“糾紛”，要追溯到2003年12月，江都路派出所打算成立一個羣衆性的調解組織，幫民警們一起處理民事糾紛。有幾十年法律工作經驗的賈維義成了這個被大家親切稱爲“羣衆小法庭”的成員之一。住在同一層樓的兩位鄰居老張和小李平日裏因爲生活瑣事衝突，隔閡越來越深。有一次，兩人又面對面爭吵起來，越吵越激烈，動手打了起來。年紀較大的老張隨手撿起腳邊的磚頭砸向小李，年紀輕身手靈活的小李躲開了。小李不甘示弱，撿起那塊險些砸到自己的磚頭，徑直拍到了老張腦袋上。老張被砸傷住進醫院，兩人的糾紛也鬧到了派出所。老張向小李索要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共計四萬多元，小李覺得不合理，始終拒絕賠償。民警調解了兩個多月，一直沒能解決。於是，這個案子便被轉到“羣衆小法庭”。

　　賈維義瞭解案情後發現，老張索要的賠償並不合理。他找到老張，“你要什麼賠償，就得拿出相應的證據，哪些沒有證據，哪些錢就不能給你。你索要精神損害賠償一萬多元，你這個事不屬於受到不法侵害而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受損，這個錢一分沒有；你要營養費五千多元，住院補助一天30元，住半個月，只能給你450元。”老張拿出一厚沓打車票，要求賠償看病的交通費，賈維義仔仔細細翻開老張的病例記錄，根據從老張家到醫院路程的遠近，一天一天詳細覈對。一項項細緻的檢查和評判之後，賠償金從四萬多降到了八千多。面對嚴謹的法律條文，老張只好認同，小李也痛快地交出了賠償金。這場持續兩個多月的糾紛案件，最終在“羣衆小法庭”兩次調解後得到了有效解決。派出所既沒因此事佔用太多警力，鄰里間雞毛蒜皮的小糾紛也沒鬧上法庭，避免了事件雙方更多精力和財力的損耗。

　　在處理家庭矛盾和鄰里糾紛中，賈維義一直告訴大部分來訪居民，不打官司比打官司好，能不打儘量別打。有的羣衆不懂法，爭吵起來就要打官司，不僅給司法部門增加了辦案壓力，也不利於日後的相處。通過他的調解，安撫了當事者的情緒，幫助他們解決了問題，起到了促進和諧的作用。

　　義務法律諮詢日提供免費法律指南

　　賈維義一直認爲，如果家庭不和美，鄰里不和睦，社區就不能和諧。社區是社會和諧和穩定的根基。所以，從2006年開始，他牽頭在江都路街如皋里社區開設了“週六義務法律諮詢日”，除了如皋里社區的居民，江都路其他六個社區的居民也聞訊而來，諮詢的問題涉及房屋、婚姻、撫養、贍養、拆遷、財產等二十多項。

　　在電視節目裏，我們常看到兒子起訴母親，弟弟起訴哥哥的事情，其中大多是由房屋糾紛引發的法律案件。這些情況也真實地出現在賈維義接待的羣衆諮詢中。廉江裏一居民母親病故，兄弟姐妹因遺產問題互不相讓，找到居委會，又報了警，派出所出警也未能解決問題。賈維義瞭解情況後，分頭找到兄弟姐妹們談話，通過講解《繼承法》等相關法律，幾個月互不相讓的糾紛得到了圓滿解決。

　　駐江都路街的消防隊擴建車庫，緊鄰消防隊的一戶居民怕影響自家採光，不同意消防隊擴建車庫，雙方產生糾紛。街辦事處領導找到賈維義請求幫助解決。賈維義接待了當事人，從下午一直談到晚上，通過向當事人進行政策和法律的宣傳教育，當事人表示不再阻止消防隊擴建車庫，歷時半個月的矛盾糾紛得到有效解決。

　　濱海新區的居民王某，通過廣告和某科學院一個下屬單位簽訂了養兔協議，建廠房、買設備、進兔種、買飼料共投入了人民幣七萬餘元。那家單位答應負責進兔種，如果兔子發生疾病，會在24小時內及時派人給予治療，兔子長成後由那家單位負責銷售。王某購買兔種不久後，兔子發生疾病，他趕緊聯繫那家單位，但對方並未在24小時內趕來，導致兔子全部死掉，王某損失十多萬元。王某生活並不富裕，他一紙訴狀把該單位告上法院，沒料到法院判決後，該企業卻已註銷。王某多次到法院申請執行，得到的答覆是該企業已註銷，無法執行。

　　後經某法院法官介紹，王某找到了賈維義。賈維義幫王某做了調查，經工商部門查訪，某科學院下屬單位雖已註銷，但科學院作爲上級單位應承擔連帶責任。他叫王某拿着新的材料再去找到原審法院，最後幫他追回了15萬元經濟損失。

　　“老賈調解工作室”幫人打開心結

　　2013年，在江都路街和司法局的共同指導幫助下，如皋里社區成立了“老賈調解工作室”。隨着越來越多的居民得到法律幫助，一傳十，十傳百，甚至有北京人也遠道而來找賈維義諮詢法律問題。

　　來“老賈調解工作室”進行法律諮詢的人，都是遇上了難事兒，焦躁、沮喪、絕望的情緒難免會在交談中不經意地表露出來。發現對方情緒不對時，賈維義便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同時兼顧起法律顧問、糾紛調解員和心理疏導師的三重身份。王成(化名)和徐芳(化名)組成再婚家庭，婚後育有一子一女。王成和前妻的女兒王小成(化名)一直跟着爺爺奶奶生活，從未和父親一家有過任何往來，對繼母也有很多不滿。王成過世，繼母徐芳找到王小成商討房補金簽字一事，因長期積怨，王小成拒絕見面，更不想談這件事。雙方態度都非常強硬，甚至想要訴訟。

　　經人介紹，徐芳找到“老賈調解工作室”，希望賈維義能幫忙解決。工作室人員分別找到徐芳和王小成，告知雙方相關繼承法的法律規定，並多次溝通和進行心理疏導。賈維義對王小成說，雖然徐芳和你沒有血緣關係，但是你父親生病到過世都是她和其他子女在照料，也是盡到了責任。徐芳也表示，她今後會像對待其他子女一樣對待王小成。聽到徐芳的態度有所轉變，王小成打開心扉，對工作人員傾訴了積壓多年的真心話。王小成和繼母徐芳到公證處辦理了相關事宜，徐芳給了王小成應得的份額，雙方非常滿意，破裂的關係逐漸緩和。“老賈工作室”不僅幫助她們解決了法律糾紛，還幫她們解開了心結。

　　有時候，一次法律諮詢需要很長時間，爲了給對方講解清楚、分析明白，同樣的話要重複很多遍。賈維義曾接待過一位七十多歲的空巢老人艾某。艾某說，自己原來在一家街辦廠工作，1994年離職，廠裏給了她2000元錢，而其他人退休時得到的待遇都比她好，她想不通。賈維義詳細瞭解情況後，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和當時政策規定，耐心進行了解釋，講到難以理解的部分，賈維義細心地舉例子、打比方，想方設法把生澀的法律條文變成通俗易懂的白話、故事，終於幫老太太解開了心中的疙瘩。

　　多年以來，賈維義還堅持着一個細節——把每件諮詢的時間、姓名、具體情況都要完整地記錄下來，編輯成冊，能當場答覆的絕不推後，能當面調解的儘量調解，打不贏的官司就直接告訴來訪者不要起訴。對諮詢、調解後結果不明確的案例，他也會一次次打電話回訪，瞭解調解結果或再次調解。

　　多渠道開展普法講座

　　在賈維義的幫助下，不少家庭破鏡重圓，鄰里由糾紛重歸互敬互愛。大家爲了表達謝意，給賈維義送禮品作爲答謝，賈維義立下家規，家裏人誰也不許收東西，誰收的誰給人家送回去。

　　多年來，賈維義先後到河北區增產道小學、一號路小學、金沙江路小學、第七十八中學，爲學生講法制課三十餘次，聽衆累計達萬餘人次；在增產道小學、第七十八中學等多所中小學進行義務法律諮詢，被多所中小學聘請爲法制教育輔導員和法律顧問。通過開展法制宣傳服務活動，解決了許多困擾師生們的涉法問題，提高了青少年的法律意識，受到廣大師生的歡迎。

　　開展多種形式的普法教育講座時，賈維義從來都不是生硬地講法律，而是根據國情和自己接觸的實際案例爲羣衆講解。“我發現日常生活中不懂法律的人和現象很多，舉個例子，很多人不知道只有原產權人死亡後，子女才能繼承，很多父母還活着呢，子女就說繼承了。還有，公產房是歸屬於國家的房子，居住人不能立遺囑，這是不合法的。”這些看似簡單的常識，很多老百姓並不瞭解，這也更讓賈維義意識到普法的重要性。

　　於是，他先後在江都路街如皋裏、樂山裏、衡山裏等七個社區居委會，新開河街、王串場街、望海樓街，紅橋區龍禧園社區，河東區華泰里社區等地進行了《婚姻法》《青少年保護法》《老年法》《繼承法》等相關法律講座154場，受衆多達兩千餘人，併到市、區電視臺、電臺的相關節目中爲觀衆、聽衆進行專題講座。已經81歲高齡的賈維義表示，在有生之年，他仍會不斷學習、不斷實踐，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爲創建平安和諧的社會環境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